90年代中期我们讨论的都是录像艺术，没有“新媒体”这个概念，到1998年、1999年，全世界突然流行起这个词，各地原来的录像艺术节统统被改名为“新媒体艺术节”，比如阿姆斯特丹的“WWVF国际录像艺术节”(World Wide Video Festival)，柏林的Transmediale等，到1999年前后清一色改名为“新媒体艺术节”、“超媒体艺术节”。

我接触录像是在1990年，德国汉堡美术学院的教授带一批录像带到浙江美院来播。我和颜磊正在版画系读书，看到这些作品挺激动的，私下里就开始接触。当时张培力在做政治波普，来我们系学丝网版画，我们很熟，1991年还到他家里看《洗鸡》的录像作品。我自己尝试做录像是在1993年，为《书写一千遍兰亭序》做记录。后来我发现录像画面必须经过处理，否则质量保证不了，才开始做关于录像的实验。当时我们身边有一群人玩这个，颜磊后来到《北京青年报》工作，在他影响下，朱加也开始做录像。1994年王林策划的《媒体的变革》展出时，我已经完成了“卫生间”等一系列的录像。

1995年我在威尼斯双年展现场看到美国馆推出的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作品，从展馆出来马上直奔卖画册的地方买了一本，翻开看他是哪一年生的——比我大18岁。我18年以后能不能做得比他好?好像还有希望。于是回来之后我开始做录像方面的展览，找一些批评家讨论，但大家都说不可能，说中国没有这个土壤，条件太差，技术跟不上。我觉得这是最讨厌的历史决定论。即使这个地方没有土壤，我们种一棵苗下去烂掉了，可能这个土壤因此肥了一点，再种第二棵存活时间更长，但还是死掉了，土壤又肥一点……等种到第四棵就有土壤了。

当然那个时候条件确实不好，张培力最早期的一批作品基本是用松下M系列摄像机拍的，是拍婚礼用的机器，拍完找电视台的朋友拷在机器上对编。到1997年之前我们所有的作品都没有经过电脑。给作品配音就把随身听的耳机线拆开来接在录像机上，到时间点上把线一搭，声音就输送进去了，线拔开来，声音就断开。连投影机我都是自己做。因为当时投影机很贵，1996年租投影机是一天1500。王功新从美国带回来一台投影机自己用，宋冬的姐姐在学校电教部能借到投影机，所以他的作品永远只用一台投影机。我就去买卡拉OK用的七八寸的红色小电视，一两百块钱一个，拿黑卡纸围起来，边上切很多横槽，把照相机镜头组塞进去。电视机是唯一的光源，镜头组则可以调焦距，做好之后相当于LCD投影机，但光源很差，一定要在非常暗的地方才能看出来。走进展厅只看到一片漆黑，眼睛适应一下才看到地上隐约有画面。当时有很多土法上马的东西，摄像机也都是借来的。

1997年前后PC还没有全面普及，我们剪录像是在北京西三环，那边有很多制作工作室等着接中央台的活儿。有一家“健农”在公主坟，我们总是租他家的机房，一小时大概四百块。我们剪五分钟的片子差不多要12个小时，五六千块钱。在机房里可以加一些特技和精确的剪辑包括字幕。为了省钱又达到这个效果，我们就先用两台录像机对编好，拿进机房只是加划像特技和字幕。以前做字幕很土的，我1995年做作品《乒乓》的时候，到打印店打一条黑底白字的字条，再用摄像机翻拍这个字条，播放的时候就像默片一样，过一会儿“呼”地出来一个字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