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丹托的观点显得极端，也很刻薄，但他对艺术史书写背后隐藏的巨大的破坏力却极其的敏感。而且，这种破坏力也是跟艺术史家的话语权力相辅相成的。因此，讨论当代艺术史的书写，就必然要涉及对“暴力”问题的讨论。不过，这里的所说的“暴力”不是有形的，而是无形的，它隐藏在艺术史家建构的话语系统与理论体系之中。但是，我们也应看到， “暴力”是一个普遍性的情况，因为一旦艺术史家确立了一种叙事方法，它就潜伏在了整个书写的过程中。毕竟，任何一个艺术史家都必须对他所要讨论的作品进行严格的筛选。正是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当代艺术史写作能否走多远还得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正视艺术史写作中的排他性与“暴力”问题，尤其是对于方法论的艺术史写作而言，情况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