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留痕”作为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展的展览名称已经持续了三届，这个经过讨论并带有愿景式的名称既清晰又深刻。毕业在我看来是一种在路上的状态，也正是这种过程中的状态能够引发出更多的可能性，能够构建出带有方向指示性的标识。“时空留痕”更像是一种写照，不仅是对于每届毕业展的写照，还有整个学院生活的写照，关于学生、关于老师、关于学校、关于毕业⋯⋯与个体相关的一切能在个体的行走中留有痕迹，而个体存在的空间也将留有个体的存在过程。

毕业季，我们行走在西安美术学院。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文明自然厚重，用来描述的宏大话语其实不必说，置身于环境中的感受才最为真实。第一次走进西安美术学院的校园就体会到了这个学校与西安这座城市在文化上微妙的关联，但是我们又希望能撇开这座城市来观看这个学校的独立性。对于一所院校来讲，学术上的独立是最为基础也是最为根本的，同时也是最为值得观看的地方。我们没有机会介入学院的学术建设，但是可以从一种成果式的呈现即毕业展中去获取这个建设过程的轨迹。

更为个人的思考方式、更为独立的艺术态度

雕塑艺术在今天来谈，我们已不能单从概念来理解，雕塑在一种外延的过程中处于一种占有空间的艺术状态。雕塑在学院艺术的环境中，以教育的角度来说看似是相对保守的，当然这里面的原因各种各样，但是有个原因不得不提也是普遍存在的就是学院教育所承担的责任性，学院承担着一种通识知识的基础教育，而这一原因在学院教育中是无法回避的。虽然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是学院体制下的艺术教育也在试图去消解这个局限。在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毕业展中，我们就看到了探索的成果。王志刚作为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副主任，他对于学生的态度更多地是以艺术家的身份来看待，“年轻的学生到了高年级以后特别是研究生的阶段，我们都把他们当成是年轻艺术家来看待。在低年级时作为学生进入学院是在打基础的阶段，到了高年级最重要的是他们在接受一些思想、接受一些观念。对于技术、技巧方面就是根据个人的具体观念具体实施，已不是通识意义上的技术基础概念了。”这样的态度不仅仅体现的是对于学生的看法，更为重要的是教育方式上的态度。这也同时给予了学生更为个人的思考方式、更多元的视角、更为独立的艺术态度。

在毕业展上我们看到了每个人的作品都极具个人系统的，包括意识形态的探索、表现语言的探索以及材料语言的探索等等多种角度。这种个人系统的独立也是这一代学生或者是年轻艺术家的特质。《我和父亲》是由多媒体介入的作品，如作品名称，作品阐述的是作者与父亲的多重关联。这件作品获得了学院探索奖，在这件作品中其创新不仅仅在于媒介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他回避了学院关注的“通识的基础”，转为更为个人的观念表达。作者从一种局限中找到一种相对冒险的方式(这种冒险是基于学院的某些评价标准)，而结果是冒险得到了承认。而这也正是西安美术学院的开放之处，也凸显着一种“冒险”的趋势。

更为研究性、实验性的艺术行为

西安美术学院版画系的毕业展览相比其他专业显得更为多面、更为综合。在众多毕业作品中，从艺术方式、媒介、观念等角度都能发现极具研究性的面貌，甚至在作品本身融入了文本的记录分析，从一种纯视觉艺术的局限当中脱离出来，而这种带有研究性的文本成果支撑起作品的有效性，这样的方式是极具当代意识的行为。西安美术学院版画系的本科学习也是实行工作室制，分为版种工作室、综合材料工作室和插画工作室。版画系主任杨峰在介绍版画系的系统学习时提到了一个线索，即从古典艺术到现代线束再到当代观念艺术。西安美术学院版画系本科一年级是在基础部的学习，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学习的内容属于古典造型因素；到了二年级，是普修版种，对于版种平、凹、凸、漏以及各种材料的处理方式的全面的学习、理解、研究包括到制作方式的梳理，而这个阶段解决的是属于形式的学习，对应到艺术史上，即是一种现代艺术的学习；而之后的三、四年级才开始属于创作阶段，三年级开始对应到版画系的具体的课程、具体方向，包括有文化考察、写生以及国际交流的学习方式。在版画系的三年级的学习过程当中，技术与艺术的矛盾是比较尖锐的。所以西安美术学院版画系的教学把这两部分分得特别清楚，技术就是纯粹的技术层面，技术层面的掌握是在版画这一艺术门类中不可回避的。到了四年级的学习阶段，这一年是属于毕业创作的阶段。虽然版画系各工作室的方向不同，但是在具体的教学模式是共通的。在这阶段对于创作的讨论、研究、文本、呈现已经是属于当代艺术、观念艺术的表达。

在今年版画系的毕业展中出现了文本、影像、装置等方式，这种方式的多样也正是版画系在教学当中的实验性和研究性所产生的效果。在杨峰的介绍中，毕业作品的面貌虽然多样但是还是以版画的制作方式为主或者是以版画的概念来形成作品，例如影像中的每一帧的制作就是以版画的制作来呈现。西安美术学院版画系更多的以一种研究性、实验性、综合性的方式来引导学生更为开放的思维状态和更为多元的艺术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