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生活中许多看起来无法统一的尖锐矛盾，在杨晓阳身上，竟然十分轻松十分神奇地取得了和谐统一。

记者：在外界看来，您30多岁就晋升教授并出任西安美院院长，人生仕途都过于顺利。事实是这样吗？您个人认为这种顺利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杨晓阳：别人都认为我很顺，我感觉我也很顺。其实没有一个人的一生是绝对顺利的。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太爷是长安名医，父亲是吕斯百的学生（杨晓阳的父亲杨建国先生既是书画大家，又是高山仰止、德征后世的思想家——记者注）。这种家学和家教，给我从小就注入了艺术的因子。我清楚地记得，3岁时我就用烟盒在家里剪字。当然，这样的家庭也决定了我必然的少年磨难。我记事的时候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文革中，家庭遭遇了无休止的被抄家被批斗。这样的家庭教育和特殊经历也必然地决定了我淡泊名利和少年老成这样的思想和性格。所以，我并不认为我太顺利。我相信生活环境决定人的性格。而性格就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和命运。

记者：在我看来，艺术创作与从政，与当下社会所要求的个性几乎一对天敌。您觉得自己的性格是适合从政还是更适合艺术创作？或者说，您觉得美术教育家与画家这两个职业，您更适合那一个？

杨晓阳：美术教育和单纯的艺术家不同。前者需要包括志向、眼界、宽容大度、助人为乐、成人之美等人格魅力。从理论上说，这两者是有矛盾的。但是，我觉得这两个角色，我都很适合。老实说，三十多岁当院长时我没有感到压力。我的思想和性格使我在顺利时不喜形于色，遇到挫折时也不灰心气馁。我现在用行政工作的经验对待创作，用创作的艺术思维对待行政。这两个角色处理好了，可以相得益彰。

杨晓阳：大量的行政工作中的重重矛盾的确消耗了大部分时间。我现在一年里的画画时间不到四分之一。怎么办？关键是心态。我的心态很好。遇上行政干行政，有时间立刻进入创作。我现在每天都要挤出两小时时间进行创作，星期天通常都要关起门画上10个小时。

记者：近几年，您的画作市场价格急剧上升。由此也引发了学院派市场化的话题。您怎样看待陕西画家画作的市场化？怎样评估他们的市场价格？

杨晓阳：人是离不开社会的，人应该适应社会。所以我认为市场化是一件好事。陕西画家的画作价格，我认为目前远没有得到真实的反映。他们理应更值钱，理应远远超过这个价格。有一批有实力的画家，四尺的商品画，整张的应该在四万元以上，这是全国的价格水平。但事实上在陕西，流通价格往往只有一两万多。我个人认为陕籍画价身价上涨，这是陕西的光荣。但是，价格上升远远没有与全国的价格水平持平。

杨晓阳：我的做法和我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支持画家画品价格市场化，高水平化。但是我实际做的恰恰不是这样。我的画作一年大概只有几百幅。但大部分是义务支持学校、政府、朋友以及出国活动的。这样的数量一年在百幅以上。如果因为我的画作使政府的项目顺利批下，我就很高兴。能为社会做一点贡献，我感到很充实。

记者：陕西是不是一个文化大省，在文化界还有一些争议。您怎样看待陕西在全国的文化地位？

杨晓阳：陕西是个文化大省，但名不副实。要分层论之。要论文化资源和文化地位，陕西在全国是绝对的第一。我们的历史、文物可与古罗马、古埃及相媲美。陕西的整个文化实力在全国仅次于北京和其它地方，应在前三位。但是，陕西文化的现实表现在全国处于中游。文化的产业化水平在全国则处于落后地位。所以，陕西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