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画，总的说来，可分为两大类：非情节性类和情节性类。非情节性类是指画像类，可分为七类：佛像类、菩萨像类、罗汉像类、明王像类、高僧像、天龙八部或天尊类、曼陀罗类。　

情节性的佛画，多根据佛经构成的佛教故事画，大约有六类：佛传故事类、佛本生故事类、经变故事类、供养人类、水陆画类、唐卡画类。另外，还有山寺风景类，文僧、武僧传奇故事，相当于连环画之类。

唐以前佛画多为壁画，唐以后，随着佛教意识渗入文人画，佛画多为山寺风景、道释人物，更讲究意境、气韵与趣味。本节着重介绍对中国绘画影响较大的罗汉画、观音画以及道释人物画。壁画部分由于与石窟造像联系紧密故放在《造像艺术》章中作介绍。

罗汉画像的流变

在历代擅画罗汉画的大家中，最重要的当为唐末高僧贯休，《益州名画录》曾记载：善草书图画，时人比诸怀素。师阎立本，画罗汉十六帧，庞眉大目者，朵颐隆鼻者，倚松石者，坐山水者，胡貌梵像，曲尽其态。或问之，云：“休自梦中所睹尔。”

《图书见闻录》也说，贯休的罗汉画乃他：入定观罗汉真容后写之”。可见，贯休所画的罗汉形貌怪诞，夸张变形‘大异常人，故世称贯休乃“出世间罗汉画”之鼻祖。

这种“出世间罗汉”画像，很可能是由早期胡僧画和梵僧画的传统发展而来。因此，后代不少人临摩贯休罗汉画时，多作疏放的水墨罗汉、例如；明吴彬画“迦理迦尊者”，人物造形和构图皆与杭州圣因寺所藏贯休十六罗汉刻本的迦理迦尊者相同。通幅以水墨为之，衣纹粗放，用笔速捷，尊者所坐巨石逸笔草草。而另一些明清画家则以贯休的罗汉造形为基础，灵活变化，另辟蹊径。如明丁云鹏的《应真云汇》，此卷画十八罗汉，或倚松坐石，或晏坐禅定，或阅经论法。罗汉造形以贯休罗汉为本。这些罗汉形神兼备，罗汉头颅结构和面部表情夸张，眉毛浓密，眼睛上下使用双线或多层线条，加强眼部神态，以达高颧深目，胡貌梵僧的效果。服饰图案极为精细，与衣纹线条形成强烈对比，充分表现墨色和笔法的变化趣味。但是，丁氏在罗汉的身侧又加画一、二侍者或供养人，这种配置方式显然受到世间罗汉画的影响。所以《明画录》说丁氏：“其白描罗汉，工于禅月（即贯休）、金水（即张玄）两家，别具一种风格。”　

唐以后禅宗兴盛，画家多与禅师交游往来。禅僧们那种”闲云野鹤般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与坚毅弘忍、峭拔卓尔的布道精神，深深吸引了文人画士。这类罗汉画便在早期高憎、胡僧像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世间罗汉画”。其罗汉造型特点实与禅师形象无异。五代张玄即以这种罗汉画着名于时，世称“张罗汉”。他的作品大多赋色研丽，钩勒精谨。宋元时期，世间罗汉画发展到一颠峰，名家辈出，宋代的刘松年、李篙为其中的伎使者。刘松年的世间罗汉画有两件为宋代传世佳作，其中一幅画中尊者身穿袈裟，神情专注，身侧随侍的小和尚用衣抉承接树上猿猴所摘之石榴，显示出一种生活情趣。用笔设色皆极精妙，绘制工细，就连袈裟上精美的图案都用泥金描绘得一丝不苟。李嵩为南宋时期重要的道释画家，他的罗汉画衣纹线条流畅，敷色精谨细致，层次分明。画中罗汉手扶竹杖，座在几榻上，这位老者须发尽白，身体赢弱，但双目睿智有神，一望而知是一位有道的高僧。此罗汉形象完全汉化，已不带有胡僧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