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是动态的、笔墨是发展的、笔墨是时代的。历史上不同时期载入史册的艺术大师无一不是与前人的笔墨拉开了相貌的差异，笔墨张显着个性，形成鲜明的笔墨特征与风格式样，并把笔墨与造型的双刃剑掌控的如此绝妙。这里我们以近现代大家熟知的中国画的大师林风眠、徐悲鸿、潘天寿、齐白石、李可染为例，看看大师们笔墨的探索与贡献。尽管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不同风格的作品比较传统了，尽管这些经典作品的笔墨形式与造型特征我们不能再重复，但它给我们了宝贵的重要启示——即笔墨是时代的、笔墨是个性的、笔墨是造型的。在那个时代，不是大师的他们个个是笔墨与造型实验的探险家和实践者。

林风眠先生这位勇于在中西艺术碰撞中悟道和探索并在中国美术史上做出重要贡献的前辈，特别强调的是中西融合。本着融贯中西的学术观，西方的律动光影与东方的诗情画意对话了，西方的色彩与东方的黑白对接交融了，东方的平面单纯与凝重古朴取代了西方的三维空间，西方的绚丽色彩通过明度的变化与墨色的碰撞烘托了作品的东方美学精神。可以说林风眠先生的艺术观直接影响到他的造型观，他的造型观又直接决定了他的笔墨特征，这就是笔墨图式是围绕单纯概括的外形而生成的。写意的笔法、概括的线条，不强调繁琐细腻的笔触与皱擦，造型的浪漫情调，东方平面化的艺术语境，决定了林风眠先生笔墨的写意性和概括性是表现作品的造型特征，画面里展现出的整体秩序和东方审美意蕴是笔墨的终极目标。
徐悲鸿先生也是一位强调中西合壁的艺术教育家，但他更注重和强调的是西为中用，借西补中。他将西方的比例、结构、造型的精准性带入中国画，将西方的体面与中国的线条通过写意的形式表现造像，画面中的笔墨运用更多是围绕着物象的结构、体块、空间、比例实施的。崇尚形象的生动性、结构的合理性、体面的准确性，这就要求笔墨依造型结构的存在而存在，但凡比例结构有一点瑕疵，也会影响作品的艺术水准。如果我们把八大山人的作品中的意象形态与徐悲鸿先生倡导的精准造型观做个比较，显然是两种不同的造型取向。虽然格格不入，却反映出画家艺术观的不同导致了艺术作品的笔墨与造型的截然不同。尽管中国画艺术崇尚人文情怀和写意精神，尽管对客观的直实性表现不是中国画主体所推行的笔墨逸气、情景交融、意象形态所追求的，但徐悲鸿必竟是一位把东西方文化嫁接的奠基人之一，通过努力革新和探索，不断传播倡导着中西方艺术相互借鉴的学术思想，使“洋为中用”的美学价值在他的作品里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形成他鲜明的个人笔墨形式和风格特征。

潘天寿先生则强调中西艺术拉开距离，各显千秋。坚守相对的独立性或许就是民族性的最好体现，在国际化的背景下艺术的特殊性或许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潘天寿先生的作品更多是表现民族危难之时的一种不屈不挠的气节与傲骨精神，这与徐悲鸿先生在作品的寓意上有相似之处，所以作品构图大都视觉张力强，顶天立地。在钢筋铁骨的浓重线条表现的物象支撑下，点缀的动物与植物形态笔墨老辣厚重，构成了点、线、面的笔墨关系，画面对比强烈，突显了笔墨形式美感与造型特征，摒弃物象细节的层次变化和矫揉造作的繁杂笔墨，笔墨在这里承载着画面内容与造型统一的特殊定式，故而笔墨当随造型的内含而生成，并呈现出特有的笔墨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