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巴金曾被下放到“牛棚”、“干校”，无法从事写作、翻译工作。图为粉碎“四人帮”后，巴金恢复了从前忙乱的生活。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认为，此次首度公开发表的这部分巴金日记，虽然字数不多，“但就是那个时代‘具体的、实在的’记录；而今看来，又何尝不是字字读来皆是血的控诉？”

今年11月25日是巴金诞辰110周年，一系列文学纪念活动近期在上海陆续举行。而今年第6期《收获》杂志首次公开发表了巴金在1973-1976年之间的“文革”日记。1972年自干校归来，妻子萧珊去世后，巴金重新书写日记，六十四开的小本子上，如实地记录了巴金的所见所感，直抒胸臆、袒露心扉，为“文革”岁月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证词。

2014年第6期《收获》亲历历史栏目首次公开发表了巴金在1973-1976年之间的“文革”日记，并附上了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写的一篇日记释读文章《长夜漫漫》。巴金曾写有《我的日记》一文，在该文中，巴金列举“文革”中他几度写日记的情况：在上海作协“牛棚”中劳动，他写过“劳动日记”；也写过添加点自我批判的作料的日记。1968年，他想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存真”，写了不到两个月，就被造反派抄走了，“从此我就没有再写日记。我不斗争，不反抗。我把一切全咽在肚里……”周立民说，巴金在写这篇文章时，可能忘了，“他还留下了这份自干校归来后的日记。”

作家的“文革”日记，比较有名的有张光年的《向阳日记》、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周立民在文中说，“巴金不曾解释过，他的这些日记写了撕、撕了写的动机，但我想用他以前经常说的话来解释，那就是心中有感情需要倾吐。在那样的长久压抑下，他不得不写。”“萧珊已去，以沫相濡的日子不再，心中的一切向谁倾吐？大概只有求助于纸和笔。”

现存的巴金1949年后的日记，基本上以记事为主，如同生活备忘录；偶发一点议论，也是点到为止。在周立民看来，而像这部分日记这样，直抒胸臆、袒露心扉的，极为罕见，也特别珍贵。巴金先生后来曾经说过：“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 周立民在文中写道，“他的这部分日记，虽然字数不多，但就是那个时代‘具体的、实在的’记录；而今看来，又何尝不是字字读来皆是血的控诉？”

在周立民看来，这样一份“文革”后期的巴金日记留下来，总体上如实地记录了巴金的所见所感，甚至直接吐露心声，“这就为那段长夜漫漫的岁月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证词。”

作家“文革”实录
《向阳日记》
作者: 张光年
出版社: 上海远东出版社
内容简介：《黄河大合唱》组诗作者张光年，在“文革”期间写下一系列记录干校生活的日记。
《牛棚日记》
作者: 陈白尘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内容简介：1966年初，作者由北京中国作家协会贬至江苏省文联。数月后“文化大革命”起，9月11日，作者回到北京，此后七年，被半幽禁在“牛棚”之中，每逢夜深人静时，便偷偷地写下最简单的日记，以记录这个时代，数年来从未中断。
《牛棚杂忆》
作者：季羡林
出版社：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
内容简介：季羡林对“文革”的一本回忆录，以幽默甚至是调侃的笔调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希望通过回忆自己的经历，让更多亲历者出来说话，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干校六记》
作者: 杨绛
出版社:三联书店
内容简介：记述了1970－1972年间作者夫妇在河南干校的“琐细的旧闻和飘忽的感受”，作者用温婉淡然、近乎白描的手法为那个时代画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剪影。
■ 巴金日记摘录
“七年靠边的生活就算结束了”
一九七三年 七月八日
傍晚在二楼浴间洗澡，听见有人敲大门，叫小林（编注：巴金女儿）夫妇去开门。先听见小祝（编注：巴金女婿）唤我，后来小林说有人找我。我在纱窗内往下面看，起先看不清楚，马上戴了眼镜，看出来是王树基（编注：本名王仰晨，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他也讲出自己的名字。我洗完澡下楼，看见树基，真高兴！这是一位三十年来一贯关心我的朋友！我一直担心我会连累他，现在才知道他工作得很好。他那个单位是了解他的。他为了排印《鲁迅全集》的事来上海，大约还要住一个时候。
一九七三年 七月九日
今天上午在机关王师傅来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原来外调的人要我重写星期六交来的有关徐懋庸的材料。只是为了删去几个死人或生死不明者的名字。我照那两个人的意思抄好材料。其中一个问我：图章带来没有。我说，没有。那一个不响了。但后来另一个却拿了印泥盒来，要我在两份材料上，各打一个手印。我照办。但是，说实话，我有点反感。(编注：此句日记原稿中被作者删除）
王师傅要我下午两点钟去一趟。我按时到了那里，在门口遇见吴师傅。他要我到办公室去。王师傅也在。吴先要我谈感想，然后又问了一些我的生活情况。于是回到正题，他告诉我结论已下来，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说要给我工作。我说身体吃不消，打算解决问题以后，在家里搞点翻译，译赫尔岑的《回忆录》，改屠格涅夫的《处女地》。吴要我翻译无政府主义的书和资料，我说有困难。后来文化局的一位老师傅来了（这个人我在干校见过），他对我态度较好，说希望我晚年能够为人民做点事情，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讲了小林和小棠(编注：巴金儿子)的事，他答应去联系；我把赫尔岑的书名写了给他们，他也表示同意。
吴师傅答应我每周去三个半天。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样办。
我回家，黄明明（编注：巴金友人黄源之子）在这里，所以等到晚饭时才把这消息告九妹和瑞珏（编注：巴金妹妹）。晚上八点后，小林夫妇回来，我才有机会同他们说这事。但说起来，我自己也讲不清楚，究竟算不算已经宣布，我是不是已经解放。
一九七三年 七月十四日
今天早晨到机关西厅后，阮师傅来通知，要我八点到二零三学习。我坐在师陀旁边。吴师傅主持学习。他宣布我从今天起参加学习和大家“一起研究和讨论”。他说我的问题的结论已经批下来。不戴帽，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发生活费，作翻译工作，说这是根据市领导同志批示的精神。我的问题就算正式解决了。七年靠边的生活就算结束了。要是蕴珍能活到这一天，那有多好！休息时，师陀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意见。中午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小林夫妇和瑞珏。瑞珏很兴奋。小林起初还有点意见，后来也高兴了，答应马上写信告诉小棠。
晚上国炜（编注：李国炜，巴金侄女）的爱人汪国权来看我，他意外地回上海转赴杭州，今天来明天去，他在肖荀家遇见瑞珏，知道了关于我的消息，他也高兴。我请他把我的情况对大嫂他们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