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余华来说，2013年应该有点糟心。他大概不会想到，《第七天》会引来这么大的争议，网络上汹涌的笔诛口伐几乎一边倒，让力挺他的几位好友都显得有些悲壮。有意思的是，从《兄弟》到《第七天》，恶评先生似乎一路尾随着余华，到底是人们误读了余华？还是余华笔下生出了别人还不理解的花？看来也只有交给时间这个裁判了。

糟心的不止余华，还有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出版后没多久，《文学报》就发了篇猛烈的批评文章，说贾平凹玩的就是文字游戏，就会“随意嫁接和肆意拼装”，甚至刻薄地说“把无聊当有趣的细节描写”的贾平凹已“垂垂老矣”。这篇大字报体的文章，引发了很多人对批评如何进行的讨论，热闹里带着寒意。关键不在于是否批评，而在于为何批评，只要有好的出发点，有真诚在，再逆耳的批评，事后也能收获人心，不然就是故意滋事，也就无聊了。

同余华和贾平凹相比，韩少功和苏童二人是幸运的，《日夜书》和《黄雀记》没有遭遇口水战，没人举着砖头来拍，但也没有获得如潮好评，谈不上冷遇，似乎不温不火地就过去了。没有话题刺激，好小说似乎也难以引起关注。这两部小说对作者都意味着很多，《日夜书》里埋藏着韩少功很深的暗示和寻找精神之父的痕迹，《黄雀记》是苏童送给自己五十岁的生日礼物，都很重要。这份重要到底有多重，认真去秤的人真的不多了。

关于处理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如果说余华的写法，有写给外国人看的心思，那阎连科写的《炸裂志》就基本是为国人定制的，这部被誉为“神实主义”的长篇小说显然有着很大的企图，比如去探索当代精神之困如何产生的，且不论有无解药，阎连科先生的确在思考，虽然读者大概没有多少能真正理解什么是神实主义，但只要真的看书，对阎老师就是支持和安慰。

如何处理现实，让小说家们焦头烂额。俯拾皆是的网络段子和新闻，也让小说家的语言创造变得艰难。如何直面现实，是今天小说家们的课题，太亢奋容易失态，太机灵容易失策，安全又讨好的办法总是很少。口碑这件武器最终还是操纵在读者手中，评论家不过是抛砖引玉。读者都说你坏，再强的评论家也扭不过来。读者要都说你好，就算评论家架起大炮，也丝毫不损。

名家有名家的难处，年轻一点的小说家都显得放松许多。如果说名家与恶评并行，那今年几个青年小说家的小说倒是令人眼前一亮。颜歌的《我们家》、周嘉宁的《荒芜城》、路内的《花街往事》和七堇年的《平生欢》，是四部绝对值得一读的作品，特点不同，路径不一，各自写着各自的故事，处理现实时，也更加淡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