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下午，作家阎连科、蒋方舟亮相2013“南国书香节”，蒋方舟谈到自己对名利的看法时透露，初中时她也曾眼红郭敬明，“当时这种想法很幼稚，现在自己对名利已经有很好的心态。”同时，她也不太喜欢《中国合伙人》，“我不赞成这样的名利心，比如写作不是为了比别人更红，写作的彼岸还是写作。”

关于输出 中国文坛需要输出“现实”

在对谈中，阎连科提到，中国的现实复杂性对作家来说是一种幸运，因为社会上很多现实性的东西都可用于写作的素材。对此，蒋方舟在表示赞成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心和忧虑。在她看来，现在很多作家对外述说自己国家的“糟糕”、“荒谬”，也让外国作家对中国的固有印象更加强化甚至走入误区，“西方作家聚在一起往往会聊很多艺术范畴的事，比如各种文学潮流、主义，但中国作家大多聊政治、聊风波，文坛对外输出的不是一种现实而是一些‘关键词’，这对中国文学来讲是一种特别不好的现象。”

关于经典 真正的经典应存在心中

在谈及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感受时，蒋方舟向观众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得诺贝尔奖跟平静的生活被打破这两方面孰轻孰重呢？”她提到莫言有一次和南非作家库切谈到获奖话题时，莫言非常愤慨、抵触地表示自己根本不想得诺贝尔奖，也不想谈论这个话题，“当时我觉得他的潜台词就是――我只是一个热爱文学的孩子，请不要伤害我。据说，莫言老师老家田里的高粱全部被拔了，屋子的墙皮也被人扣了，仿佛这样就离诺贝尔奖得主更近一些。”蒋方舟提到，自己在很多场合遇到莫言时，“他都会被众多的‘长枪短炮’包围，镜头都快贴到他脸上了。”由此联想到如今大家对于经典文学阅读的态度，“一个作家得了奖他的作品就立刻升华为经典、必读作品，但很多很好的作家都没有得过诺贝尔奖，所以真正的经典应该是存在自己内心当中，可以对自己产生很好影响的作品。”

关于写作 “我也曾眼红郭敬明”

对于写作，蒋方舟认为：“中国人无法感受他人命运的痛苦，这是作家不应该回避的。”在她看来，写作，或是表达，肯定要有一个底线存在，不需要说直接指向谁，或者对某一位领导人进行批评，但也不能去回避他人的痛苦命运，这是每个作家应有的底线。关于文学的目的，她直言“不是为了比别人更红。”最近，电影《中国合伙人》受到很多人的热捧，但她表示自己不太认同电影里面的价值观，“电影中的人物创业或成功的动力都来自一种屈辱感，比如被国外女友甩了、签证失败了，然后用自己的成功去证明自己，用别人的傻逼证明自己的牛逼，这种层面上的名利心和进取心我个人是不赞成的，因为它基于一个很畸形的基石。”

蒋方舟笑着说自己在小时候也有过这种特别可笑的想法，“在初中的时候，我开始写书，那个时候郭敬明特别红，朋友托我去要签名，我就拿着厚厚的书在大雪中排着长长的队伍等，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特别悲惨，觉得我们都是作家，凭什么他就比我红，我将来一定要比他出名。”但是慢慢地她就醒悟，“这种名利心放在文学上是不可取的，因为文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比别人更红，有的人会把文学作为一种手段，它的彼岸是赚更多的钱，获得更多的名声。但是写作的彼岸还是写作，文字的彼岸还是文字，只不过是更好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