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体制吗?”这是我对10月18日刚在北京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的“有关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第一反应。我试图把自己的疑惑与其他外国人分享，寻找解答。一位令人尊敬的以色列资深外交官回应说，“Mr. Kato，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你，首先，中共从此对社会上的文化生态进行进一步管制之后，中国政治将走向何方?其次，中共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与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有哪些本质的不同?”

几位来自美国、法国、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台湾等中国问题观察家在与我的交流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简单而论，我的答复是：“中国舆论将进一步收紧，政治改革往后拖延;虽然近年来，左派势力快速崛起令人担忧，但毕竟时代不同，当今中国社会的开放与国际化程度与文革时期相比有着跨时代意义的不同，中国社会回到文革时期是不太可能的。”然而，那位以色列外交官对我的回答表示不满，重新提出质疑，“Mr. Kato，我在问的是‘本质的不同'，两者难道不都是对政治自由、文化创新、言论自由、知识独立等领域自上而上的干预和管制吗?”由于水平有限，我没能明确地回答他的问题。我不知道中国知识分子能不能替我回答。你们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中央国策持有什么样的态度或想法。我比较肯定地认为，围绕“中国国策的本质”，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在基本认知层面上似乎存在着深远的鸿沟。出于消除误解，增进理解的角度，我们有必要加强沟通，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交换意见。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这次会议是自2007年十七大以来，中共首次将“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也是继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之后，中共决策层再一次集中探讨文化课题，其战略部署和政治意义备受关注。作为同属于东方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人，我深知中国在悠久的历史上为人类文化发展所做出的独一无二的贡献。我们从小受儒家教育，中国古代的历史、人物及思想的结晶注入到每一名日本国民的思想与价值观：以和为贵，天人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之道等，都是日本长期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思想依据。201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演讲强调，“要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着眼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其基本思路与背后逻辑很清晰，即“处于改革开放这战略机遇期的当代中国不能光搞经济，还要搞文化。经济发展具有政策优先地位，但随着物质文明的逐渐提升，精神文明也要跟进。那么，能够弘扬中华文明的文化产业将起到关键作用，不带有文化魅力的经济发展是缺乏可持续性的。发展是硬道理，文化才是软实力。”

《人民日报》则刊登了任仲平的文章，并谈论“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据悉，此次会议也着力研究并解决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之间的“三个不适应”问题：一是文化水平与综合国力不适应，二是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不适应，三是文化发展与国民素质要求不适应。中共向包括出版、传媒等在内的文化产业投入更多的资源，在上市、融资、并购、出口等分野给予更多行政方面的政策支持属于福音，值得欢迎。中央有关部门的官员向我表示，“我党进一步完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思想体系与理论框架。”我相信，中华回归文化是正确的，中国重视文化是正确的，中共弘扬文化是正确的。在文化在战略层面的意义凸显的此刻，我也预祝中国迈向“文化兴国”的道路顺理成章。作为来华已过8年，平时与中国传媒、出版、学术等有识之士有着一定交往的一名老外，在这里，我忍不住要向有关部门汇报一点实实在在的文化自觉。

中国的民间文化以及为其普及所需要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水平。关于这一点，中国官方也好，国际社会也好，都了解得不够准确和深入，即使有所了解，其对策始终缺乏智慧。真正先进的优秀文化是超越主权、体制以及国界的，对此，公权力不需要进行太多的指导和管制。

我在中国这些年，在媒体、出版、教育等民间文化现场时时刻刻遇到不得不令人想到本末倒置的现象。

媒体人该忙什么?出版人该忙什么?学者该忙什么?

可想而知，把最新的、独立的、属实的劳动成果奉献给日益成熟的公民社会和日益普世化的言论市场。以我观察，中国民间文化人早就把这方面的成果掌握在手里。问题在于，这些成果走不出去，难以面世。比如，就一位报纸编辑而言，她在忙的是不能报什么，而不是能报什么;就一名出版编辑而言，他在忙的不是能出什么，而是不能出什么;就一名论文撰稿人而言，她在忙的是不能碰什么，而不是能碰什么。就一名电视编导而言，他在忙的不是能做什么，而是不能做什么…我重复一遍，中国民间文化人，不管是什么领域，在平时劳动生活当中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不能做什么”，而不是“能做什么”，结果，他们正在陷入着史无前例的集体疲劳。虽然我不是中国人，但目前遇到的困惑是一样的。比如，我为一本拙着累积了20万的文字，但最终能体现在书页的往往是13万字。而那些被“淹没”的文字，至少在我看来，是“最有文化”的汗血。我坚信，在迈向“文化兴国”的道路上，倘若那些民间文化人“被淹没”的劳动成果和创作结晶纯粹、直接、有机地面向国内外社会，胡总书记强调的“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一定水到渠成，否则前景极为不乐观。有关人士要明白，真正站得住脚的国家形象不是靠自上而下的政策法规快速推广并总结的，而是通过民间人士点点滴滴的劳动逐渐渗透并赢得的。我坚信，中国民间早就拥有让文化软实力走出去的潜质，问题不在于拥不拥有，而在于如何使得民间人士在无制度、心理、政治障碍的前提下发挥自身的文化自觉与创新。我坚信，只有政府与民间之间的权力或权利关系形成平等或达到均衡时，中国的文化自觉才能踏上起点，否则一切都谈不上，崛起的道路只好陷入半途而废。中共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着力解决的不是“抓”什么，而是“放”什么，以便促使民间人士集中面对“能做什么”，而非“不能做什么”。时光流逝到此时，中国政府有理由相信自己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