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华民国史》编纂过程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到来之际，《中华民国史》（全36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几代科研人员历时几十年，汇聚国内多家单位民国史研究的老中青研究者，克服重重困难完成编纂。作为目前国内民国史学科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着作，丛书一出版即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编纂为何历时多年？敏感问题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如何评价？《中华民国史》主编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近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时值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整套推出《中华民国史》系列研究论着，将有力推动民国史研究的继续深入发展，有利于海内外学界的学术交流，也有助于社会各界对民国史的正确了解和认知，同时还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的进步和学术出版的繁荣。从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出版，到整套36册一次推出，前后历时30年，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件大事。

记者：从立项到出版，该书经历了怎样的编纂过程？遇到哪些难题？又是如何破解的？

汪朝光：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将编纂民国史列入国家出版规划。随后，任务交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时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的着名史学家李新先生，受命领衔组建研究团队，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难环境下，开始了民国史研究工作。1978年，《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系列中最早出版的着作。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亦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此后，其他各册陆续出版。今年恰逢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我们将这部书中已经出版者作了修订，未出版者全力完成，终将总计36册的《中华民国史》系列研究全部完成，由中华书局一次推出。前后历时30年，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学研究和民国史研究的一件大事。

民国史是一门新的学科领域，在其编纂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诸如研究对象的确定、研究主题的设置、研究时段的划分等等大的问题，乃至名词术语的定名、历史资料的考辨等等具体的问题。研究先辈们的解决方法是，集思广益，充分讨论，在此基础上，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予以适当的解决。事实说明，当年编纂该书时确立的总体写作原则及种种具体规则，是基于科学研究的立场而定的，是适合编纂工作需要的，也已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对“客观公允”的认知不是一成不变的，关键在于实事求是，一切从事实出发，从而保证学术品位和质量

记者：众所周知，民国史当中，许多问题还比较“敏感”。有读者担心由于政治观念或者其他因素存在，该书的客观公允难免受到影响。请问在编纂过程中如何保证其学术质量？

汪朝光：民国史的编纂，因为其距离现实最近，又因民国时期历史的复杂性和延续性，难免有一定的“敏感”度，读者的担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但是，还在编纂工作的起始阶段，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讲究“政治挂帅”的客观环境下，李新先生就提出，以实事求是的严肃的科学态度，从事民国史的编纂工作。针对“为什么要为反动统治阶级树碑立传”的疑问，编写组的同仁们认为，历史是基于事实的学问，历史的叙述离不开事实，历史的评价同样离不开事实，只有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的事实和本来面目，才可以更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不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树碑立传”。经过充分的讨论，编写组达成了编纂共识：充分占有材料，如实记叙历史，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历史本原，评价公允平实，文字力求简练。事实说明，这是符合实际的、科学而严肃的编纂指导思想。正是在这样的编纂思想指导下，民国史研究能够沿着科学研究的道路，得到充分的发展，有如今的进步。这与前辈学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分不开，值得后来研究者感念于心。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研究的环境得到更大的改观，“双百”方针得到更好的贯彻，自然对“敏感”问题的处理也更为客观公允。当然，人的认识总是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研究者也不例外，对“客观公允”的认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我们认识的变化而在不断变化，尤其是参加该书写作的作者众多，历时较长，各个作者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认识也有不同，其间要把握的关键点在于实事求是，一切从事实出发，从实践的检验出发，从而保证我们研究的学术品位和质量。

国共关系是民国史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关键在于以事实为本，据实以论，而不是仅仅提出一些新看法

记者：该书中的许多新成果受到读者的高度关注，例如对国共关系的新理解，尤为引人瞩目。请介绍一下该书的主要突破之处，以及这些成果是如何取得的？

汪朝光：《中华民国史》在基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若干问题的研究有所深入，有所突破，表现出研究者对于科学研究的执着。国共关系是民国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对其的研究和看法也会引起读者的相当关注。总体而言，该书对于国共关系的处理和评价，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利用了若干新资料，结合了近些年学界研究的新看法，而有所创新和发展。

比如对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既肯定两党合作的重要意义，肯定两党面对外敌入侵的危局，能够抛弃前嫌，携手合作，从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肯定国民党在抗战时期不少内外政策对于坚持抗战的意义；也指出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期还是放不下垄断政治的私心与架子，对共产党还是有疑虑有担心，从而对共产党的发展有限制甚至有武力遏制，这又不利于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关键还在于以事实为本，不断深入，梳理个案，据实以论，而不是仅仅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记者：有专家说，《中华民国史》在编纂过程中“有所创新，有所继承，有所突破”，那么这些创新、继承和突破表现在哪些方面？

汪朝光：就有所创新而言，民国史是个新的学科领域，将其列入研究范围，从无到有，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成为中国历史学中最具活力、最有发展的学科之一，本身就意味着创新，就是创新的过程及其突出的表现。就有所继承而言，中国史学具有悠久的传统，在其长期的发展历程中，为后来者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方面，诸如对史料和考辨的重视，对平实表述的追求等，这些都得以体现。再如，新中国的历史研究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方针，而这样的指导方针在该书编纂之初便予以确立并始终得以坚持，充分说明了它的继承性。但是，对于新的理论和方法，我们也不排斥，也予以充分的借鉴和吸收。以实事求是为本，与时俱进，顺势而为，是民国史研究能有今天成就的重要原因。就有所突破而言，该书对史料的利用是为学界所肯定的，无论是早期研究对于清末民初报纸材料的利用，还是晚近研究对于台湾和海外所藏史料的利用，都大大突破了过往民国史研究对于史料利用的不足。再如，该书对于许多具体问题的论述及其看法和结论，无论是北洋时期的政治外交，还是国民党时期的内外关系，都有明显的新意和突破。

对蒋介石的评价更为全面、立体、多面和平实，不以单一看法评判其复杂作为，表明民国史研究的进步

记者：研究中华民国的历史，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就以蒋介石为例，该书是如何评价蒋介石的？与以往相比，今天的评价有哪些不同？

汪朝光：人物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民国史亦然。这套民国史，不仅在各卷书中有关于人物的论述和评价，而且专门着有8卷本的民国人物传记，以利于读者对民国人物的了解和认知。

至于对民国时期的若干政治人物，如蒋介石，该书有较为全面深入的论述。对于蒋介石早年投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过后领导北伐、推倒北洋军阀，尤其是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书中都给予应有的肯定评价。但是，对于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导致国共关系破裂、革命功败垂成，对于蒋介石内外政策的保守性及其个人统治的独裁性，对于蒋介石在抗战胜利以后违背民意、发动内战的责任，等等，书中也予以充分的揭露和批评。总体而言，书中对蒋介石的评价较以往更为全面、立体、多面和平实，肯定其当肯定，否定其当否定，而不是以单一的看法评判蒋介石的复杂作为。这也充分表明了民国史研究若干年来的进步。

民国史研究的指导方针或其史观，归结为实事求是更能说明其发展变化，不宜简单地以“天翻地覆”定论

记者：有媒体称，该书的出版显示，大陆的“民国史观”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汪朝光：民国史研究在大陆从无到有，如今已成为大陆史学研究中最具活力、成果最为丰硕、研究队伍最为广大、也最具有国际性和前沿性的学科，这是中国历史学的重大发展，是改革开放政策给学界带来的重要变化，也充分说明了大陆的民国史研究和史学研究的巨大进步。至于民国史研究的指导方针或其史观，如上所论，有其继承性，也有其创造性，并非凭空而出，亦非泥古不化，而归结为实事求是的原则，更能说明其发展和变化，似乎不宜简单地以“天翻地覆”定论。(记者 张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