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早年是女权运动的干将，近年却开始为男性鸣不平
　　蔡明烨

英国着名的女性主义作家费·威尔登50年前是女权运动的干将，半世纪后的今天，其女权观却已产生了相当的质变，究竟是生活经验的积淀所致，还是她个人对女性主义深刻反省的结果？或者纯粹只是卖书的噱头？

复杂家境造就“坏女人”

威尔登曾以《女魔王的生活与爱情》（1983）一书风靡英美文坛，小说叙述一位庸碌的家庭主妇，平日恪尽职责相夫教子，却饱受家人的轻贱，不料到头来还是被丈夫抛弃，于是她摇身一变做个“坏女人”——她烧掉了自己的房子，把一个个不知感恩的子女送给别人领养，耍尽手段和心机累聚财富和权力，最后利用手术易容变成丈夫的情妇，将他玩弄于股掌之间，沦为自己的性俘虏，从此坐享她一生所渴求的一切。　　该书于1983年问世时，女性主义浪潮在大西洋两岸风起云涌。书中部分情节固然离奇得教人匪夷所思，但女主角的际遇和心声却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共鸣。那种以黑色幽默的笔法提倡“唯我独尊”的处世原则，也成为威尔登作品的重要特色。　　

威尔登生于1931年9月，母亲玛格丽特是位小说家，来自英国一个充满波西米亚气息的家庭。其父艾德加亦是一名小说家，一生共写了73部小说，并且笃信各种星象、罗盘、神鬼之说。虽然威尔登无缘认识外祖父，却显然遗传了他的诸多兴趣和才华，以及对世俗规范的不屑一顾。　　艾德加69岁那年不慎让情妇怀孕，整个家庭顿时变得四分五裂，玛格丽特也在这时火上浇油，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嫁给恶名昭彰的医生弗兰克，并随之移民新西兰，生下了威尔登的姐姐珍，接着又怀上了费。但就在这时新西兰发生了一场大地震，绯闻不断的弗兰克全然不顾妻女的生死，独自逃得无影无踪。费在出生后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这份失落感无疑在她的心灵留下了创痕，并对她的两性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文不名的玛格丽特回到了英国，独自抚养两名幼女，饱受社会的歧视与家人的冷落。她的谋生之道是发表罗曼史小说。威尔登说，她记得母亲的长篇大论曾乱哄哄地占满整个饭桌，让她看了就烦，因此，威尔登日后写作时，格外注意整理稿件的秩序，并偏爱简洁的文字。　　话虽如此，威尔登毋宁是深爱母亲的。她在2002年出版的自传《费的自述》中，回忆小时候曾如何惧怕学校的修女，在校园遭到鸟群的恐怖攻击，但她却从未向母亲诉过苦，只因为她知道母亲已有无数烦恼，她不愿意增添母亲无谓的忧虑。为了安慰母亲，她从小就学会了当个善解人意的女儿，时时扮演开心果，从而塑造了威尔登日后矛盾的性格。由此透视《女魔王的生活与爱情》，或许书中的“好女人”便是以其母作灵感，而“坏女人”则是威尔登另一个自我的变身与幻化？

婚姻一度是双重苦海

除了早年在教会学校并非特别愉快之外，威尔登的求学过程堪称顺利，取得了圣·安德鲁大学的经济与心理学位。毕业后她搬到伦敦，未婚怀孕，开启了另一阶段的生命旅程。她坦承自己在怀孕期间受到金钱的诱惑，离开孩子的生父而接受贝特曼先生的追求，孰料这段婚姻却将她推入了肉体和心灵的双重苦海。

贝特曼比威尔登大20多岁，是一个教育家。威尔登在自传中指出，当她嫁给贝特曼时，以为是自己在利用他，但后来她发现，原来被利用的竟是自己和儿子！贝特曼对她毫无感情，他之所以向威尔登求婚，是因为当初他正在申请校长的职位，而对当时思想仍趋保守的英国中产阶级来说，拥有一个妻子俱全的“现成家庭”，对他的申请非常有利。因此结婚之后，贝特曼如愿以偿获得了升迁。可是他并无意和威尔登做正常的夫妻，宁可在伦敦着名的苏活区暗中帮妻子拉皮条。而当她后来无法继续隐忍，辞掉了在上空俱乐部的工作时，贝特曼最耿耿于怀的，竟是白白帮妻子买了昂贵的工作行头。对威尔登来说，这是不堪回首的噩梦。最终她带着儿子逃离贝特曼，并在1962年嫁给艺术家兼古董商容恩·威尔登，从此采用威尔登的姓氏至今。这段期间她和容恩另育有三子，经历了中年危机后，她决心放弃绚丽的广告生涯，开始提笔从事文学创作。　

她和容恩表面上虽是一对恩爱夫妻，私下却仍有不协调处，其中最让威尔登感到困扰的，便是容恩喜爱乡居的恬静，但她却无法忍受农庄生活，俩人的裂痕逐日加深。最终结婚30多年后，俩人于1994年走上了离婚的不归路。只不过巧合的是，容恩居然在离婚协议书抵达的当天去世了。威尔登的第三任丈夫是年轻诗人尼克·福克斯，俩人婚后住在伦敦郊区，据威尔登自己的说法，生活幸福美满，同时她回顾自己的一生，倒也不觉坎坷，因为她认为自己始终保持着快乐的本性。

从“教唆”女人到同情男人

自从其第一部小说《胖女人的玩笑》于1967年问世以来，威尔登迄今已出版了二三十部长、短篇小说，其作品擅长以悲喜剧的风格处理女人和自己、父母、男人、子女以及和其他女人的复杂关系。此外，她还改编、创作了无数电视剧和广播剧，并有各种评论文字散见于英美各大报章杂志，创作量相当丰饶。由于其对女性议题的关切，尤其是对同工同酬的热切呼吁，威尔登在上世纪60年代末成为英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大将，论者尝谓其鼓励女人“使坏”的小说，在60—80年代间成为改造两性平衡的动力之一。不过，今天的威尔登开始对女性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诸多修正，有些言之成理，有些却自相矛盾。其中比较重要且获得认同的诉求，是她认为现代人所谓的“事业”，往往只是坐在办公桌前忙些对他人与社会皆无贡献的琐事，因此她对现代人追求“事业”的野心感到狐疑。此外，威尔登认为大部分的职业妇女其实都只有“工作”，而没有“事业”，只是被雇主以“事业阶梯”的表象给蒙骗住了，才会汲汲营营地在工作上求升迁，但到头来只是沦为帮老板赚钱的工具而已。

换句话说，威尔登认为在两性革命的过程中，资本主义趁虚而入，挟持了女性主义的利益目标，造成两大病征：第一，今天的社会以为新女性一定要有事业才拥有社会地位，其实女人无论以家庭为重或以事业为重，都应该获得社会的尊重，拥有她们作为一个女人的社会地位才对；第二，大量的女性进入职场和男人竞争工作，使资本家得以将薪资一律降低，结果一份平常的薪水变得越来越不足以养家活口，使“双薪”逐渐变成一种必要，而不再只是观念的问题。至于威尔登比较受人抨击的观点，有些呼应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对新男人的同情。例如她在1998年发表的小说选集《难为父亲》和2004年的小说《男人陷阱》中，探讨了今日男性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她认为步入9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刻意打击男性的自尊，已使新时代的男人处于两难的处境。

威尔登另外还有很多未经深思熟虑的奇思妙想，乍听之下颇有娱乐效果，却禁不起理性的检证。例如她在2006年的论文集《让女人快乐的事》中，便直言教导女读者不妨偶尔让自己出轨，她说，只要事后能让罪恶感洗涤心灵，决心不犯第二次，特别是不能和同一个对象二度出轨就行——不仅谬误连连，也充满了双重标准，令人莫衷一是。此外她开始替色情刊物与色情电影大做辩护，认为色情出版品对女性权益没有妨碍，因此招来了英国文化界和女性主义者纷纷撰文声讨。（作者系英国利兹大学媒体研究所研究员）

海外观点：矛盾夏娃

当早期的妇女一再被社会与家庭灌输着“牺牲”与“奉献”的美德观时，威尔登那种提倡女人多为自己着想的“新”教育，自然带来相当程度的冲击力。但随着岁月的增长与社会的变迁，威尔登本人对所谓“自私”的尺度不得不一再调整，仿佛已在这个多元化的新世纪里找不到适当的平衡点。威尔登曾在论文集里痛斥资本主义对女性劳力的掠夺，但她本人却允许出版社将自己混炒了冷饭的小说以新书的姿态在市面上高价出售，助长资本主义对读者的剥削，岂非言行不符？

不过说穿了，作家的生平遭际，往往不见得和作品有任何具体的关联，读者也不见得需要对作者的真实生活有任何概念，才能欣赏文本的趣味，而威尔登正就是这样一位矛盾夏娃。她的作品具有高度的娱乐性，但不应该被误解成具有教育性。她在年轻时确曾字字珠玑，反而在年过七旬之后，证明了岁月的痕迹不见得和智慧的增长互为正比。如果能从这样的角度来阅读威尔登的话，无论作为一个小说读者或是女权主义者，或许心理上就不会有太大的负担了。（蔡明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