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在一场为巴金《再思录》再版而举办的座谈会上，周立民与作家冯骥才共同追忆起这位文学巨匠。

“巴金的晚年时期，是他最忧郁、痛苦的阶段。这与公众对他的印象恰恰相反，巴金内心的孤独，一直伴随他离世。”

                                                  ——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立民

“现在这个社会很浮燥，浮躁源于官商文化，它们搅得我们日夜不宁。我们该把这些放到一边，谈谈巴金，心就静了下来。”冯骥才笑称自己是“文革后”作家，而对于他们这一批作家来说，巴金的《随想录》、《再思录》，就像是《圣经》。“它们体现着一个作者的良知，那是最神圣的”。

周立民提到：“巴金认为，尽管自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作家，但也可以有圣徒的光辉。他早期的创作环境是面临战争的炮弹的，用巴金的话说，我今天活着，明天都不知道是不是像被炸掉的死尸一样栽在地上。然而在这种连命都保不住的情况下，巴金仍背着刊物的校样，从广州到桂林，从桂林到重庆，他只为读者能看到书。”

触动周立民的不光是巴金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他对后辈的无私提携，也让许多人难忘。在巴金故居整理文献档案时，周立民发现了不少青年作家的文稿，而这些文稿几乎每页都有被巴金改过的痕迹。“我不知现在有多少知名作家愿意付出如此辛苦，去修改一个并不出名的年轻作家的文稿。”不光是巴金，在周立民看来，冰心、沈从文、曹禺等那一代人，尽管创作道路不同，性格不一样，但他们有共通的东西。比如，沈从文可以当掉自己的棉袍，替卞之琳出诗集，这在当下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冯骥才本人就曾受到巴金的提携。1979年，冯骥才根据“文革”时期女红卫兵将人打死的故事，创作了小说《铺花的歧路》。“巴金得知后，让我把小说寄去。那个时候没有复印稿，只有原稿，寄丢了就没了。好在顺利寄达。巴金看后便决定帮我出版。”

“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历史只属于历史，与现实没有关系。他们认为，巴金、沈从文、曹禺、冰心等作家，只活在文学史中，同现代作家、当前的创作无关，许多人更愿意去关注国外的作家。”就此，周立民反问冯骥才：你觉得我们同他们是否还发生着关联？“巴金、冰心如果像老舍一样在‘文革’时就辞世，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有血有肉的‘五四’时期作家了。我在《随想录》里看到一篇名为《知识分子》的文章，巴金写到知识分子的苦，在他结婚时，甚至没有买一件家具。尽管知识分子苦，但巴金说，他们不曾出卖自己的灵魂。”冯骥才说。在他看来，巴金这一代作家仍旧在影响着当下的写作者：“巴金走了，但他把精神遗产留给了我们，它在我们灵魂深处发生作用。如果说知识分子还在，是在说，知识分子的灵魂还在。”

提及巴金的知识分子灵魂，就避不开他坚持了一辈子的“讲真话”。巴金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到最后一刻我也会撒手而去，可能还有不少套话、大话、废话、空话、佳话……把我送上西天，但是我留下的每张稿纸上都有这样三个字：讲真话。”巴金的《随想录》和《再思录》都围绕着“讲真话”。然而他不是指责别人讲了什么，他会说自己讲过假话、套话，觉得对不住读者。冯骥才认为：“‘讲真话’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是需要的。而且我们现在讲话的环境比从前宽松。像‘文革’后，巴金提‘讲真话’三个字就使一些人发抖，因为在‘文革’时，一句真话可能丧命，怎么敢讲真话呢？”

而现在，“讲真话”于我们来说更体现在“敬畏”二字上。“尽管许多人认为，我们似乎不懂得如何‘敬畏’生活了。然而，之所以故宫、红十字会在近日会引发网民的尖锐议论，正是因为人们仍然渴望‘敬畏’的存在。”冯骥才相信，心中有敬畏，才能有良知，讲真话。巴金老人一生都在强调自己的“普通”。他曾在《随想录》中写道：我不愿意让人记住我的名字。但如今，人们却仍旧在追随着他的思想。“当下文坛，缺少巴金这样的文学脊梁。”冯骥才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