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1930年在美国演出的巨大成功并受到上流社会的追捧超出了国人的预想，甚至令大洋彼岸众多美国戏剧评论家始料不及。《纽约时报》等美国知名媒体对梅兰芳的演出和各种社会活动进行了连篇累牍的跟踪报道，为身在美国的梅兰芳树立了一个令人炫目的公众形象。

80年前的各种报纸今天还完好无损地躺在美国的各大图书馆里，这使我们得以依据这些材料复原美国公众视野下的梅兰芳形象。颇为耐人寻味的是，美国公众虽然同样给予这位中国戏剧文化的使者极高的赞誉，但背后的思维过程却与当时乃至当下的中国人对梅兰芳的理解有着天壤之别。

梅兰芳访美的提议始于美国驻华公使保罗·芮恩施（Paul S. Reinsch），因为他深信用无国界的艺术来沟通两国的友谊是最容易的。在中国生活了七年的芮恩施是梅兰芳的忠实拥趸，他的想法代表了一个熟悉中国戏剧的美国汉学家的观点。芮恩施把自己的主观喜好和感受推及美国公众，忽视了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之间的鸿沟。然而，芮恩施猜中了结局，却没有猜中过程。当梅兰芳巡演的消息传到美国后，美国戏剧界的反应却与芮恩施公使大相径庭。美国着名演员斯金纳（Otis Skinner）认为，梅兰芳美国之行成功的可能性很小，除非他只在少数几个城市的唐人街里为他的同胞表演，中国戏曲的表演形式太过于另类，更适合好奇者。斯金纳对美国普通观众的口味和偏见却认识得相当准确。但是，斯金纳猜中了过程，却没有猜中结局。

1930年2月，梅兰芳及其剧团所表演的京剧在纽约第49大街剧院上演，由于受到空前的欢迎，演出从原计划的两个星期延长到五个星期，并搬至更大的可以容纳一千人的曼哈顿国家剧院。2月19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在首演之后立刻刊登了对梅兰芳的报道：梅先生的每一个动作都看起来像个女人。在中国传统戏剧中，女性角色由男人扮演，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值得注意的，是梅先生在表演中所表现出来的优雅。这是一种新奇、完美的艺术，它是如此高雅，足以整晚吸引美国观众，尽管大多时候，他们只能猜测台词和演员动作的意思。梅兰芳为哈德孙河畔的纽约上流社会带来了一股活力和狂热，“梅兰芳的表演使买票去国家剧院成为生活中的必需，并且在任何社交场合人们都不再缺少谈资”。最好的座位在演出开始前10天就已售罄，他的活动安排、欢迎宴会每天都会见诸报端，他的演出服装在百货商店里展示，一种花卉也以他的名字命名。美国音乐、戏剧、舞蹈界的评论家在《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世界报》、《纽约电讯报》、《晚邮报》以及各种杂志上第一时间报道了梅兰芳的成功。

斯金纳恰在此时出游在外，遗憾地错过了梅兰芳的演出，但看到报纸上的评论，他一定倍感困惑。事实上，各家媒体的评论员们在为梅兰芳高唱赞歌的同时也陷入与斯金纳同样的困惑中。既然大多数美国观众对于梅兰芳戏剧中的音乐和语言既不明白也不感兴趣，梅兰芳的表演又是如何吸引他们的？

这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在21世纪仍然困扰着美国戏剧界。为了寻找梅兰芳形象背后美国公众的心理思维过程，我们必须再一次把目光投向当年这些引导舆论并反映舆情的新闻报纸。《纽约时报》一位叫阿特金森（J. Atkinson）的记者所撰写的一篇被再三引用的着名评论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他认为西方戏剧能够从难懂的中国戏剧身上借鉴的东西不多，但他把梅兰芳的表演称为“美得如同一个中国古代花瓶或毛毯”。这句话作为对梅兰芳表演的赞美之词，后来被印到节目宣传单和广告插页上。

看似普通的比喻把古代中国器物与梅兰芳相互比照，却揭示了梅兰芳在美国成功的深层次原因。早在16世纪，欧洲宫廷和上流贵族的家庭陈设中就流行着来自中国的器物和明显带有东方风格的装饰图案及花纹，这些艺术品被通称为“中国风”（Chinoiserie）。这些精美的中国器物不仅仅是一种摆设，更是权力、知识以及地位的象征。这种社会习俗在17世纪的欧洲达到了鼎盛，并随着“五月花”号的风帆，从古老的西方文明中心吹向新大陆。就像美国亚裔历史学家约翰·陈（John Tchen）所观察到的那样，“对‘中国风’器物的欣赏和搜集具有重要的身份识别意义”。到20世纪初，普通民众也加入到搜集和赏玩的队伍中。那光泽、精致却又遥远、另类的“中国风”器物与中国文化的神秘和不可言说恰好呼应起来，印证着美国人对古老东方文明的理解。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下，梅兰芳被“物化”成了一件“中国风”器物。梅兰芳的美国公众形象在他踏上美国土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毫无疑问，此种形象在西方的传播史决定了它必将受到美国人的欢迎。然而，梅兰芳毕竟是活生生的人。他从一个古老而崇高的帝国视角来看待新生的美国，从而使普通美国公众也因被另一种文明审视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1930年，鼓吹白人至上的“雅利安主义”从欧洲蔓延到美国，与美国的种族歧视相合流，上流社会的白人更是有了沾沾自喜的理由。然而，不论舞台上还是舞台下的梅兰芳总是表现出永不妥协的高傲气质，有些美国人甚至觉得他的形象令人不安。3月16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特别引用了一位美国妇女亚瑟·鲁尔（Arthur Ruhl）的话来形容这种复杂的心理感受：在我看来，他是世界上一个古老的骄傲民族最完美的作品，他不仅仅个演员，他是个超人。……必须承认，我那自鸣得意的雅利安人至上的思想受到了一些震惊。就像我们早已习惯的那样，我们很乐于轻视中国那数以百万计的、尚不能填饱肚子的饥民。……但是我们自己又是什么样的人？一群艰难的开拓者，在一个还相对空旷的大陆上四处游荡。

梅兰芳在美国的成功固然有着多种因素构成的复杂性，但不可否认，拥有古老文明却在蒙昧和落后中苦苦挣扎的中国与掌握新兴科技并在文明和进步中不断上升的美国之间的相互审视，正是梅兰芳1930年美国巡演之外的潜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