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昨天的《北京青年报》报道，6月7日是全国高考第一天。截至上午9点半，南方科技大学校园内设置好的两间教室，没有一名南科大学子走进这里。此前 校方收到行政部门下发的文件，让45名已被录取的学生按教育部要求参加高考。据理力争却无效的校长朱清时不得已选择了回避，让学生自己作选择，而南科大的 学子则在网上发布了拒绝回到高考体制内的公开信，并以实际行动作答。太多中国人的成长，高考是迈不过去的坎。如今，国家投入许多的人力、物力资源所设置的路径，却不被以南科大学生为代表的一些人所接受，那么，我们的确应该认真想想了……

导致南科大45名学生集体拒绝高考，甘愿当“小白鼠”的根本原因在于，绝大多数同学都怀着“抛下铁文凭、捡起真本事”的心态。“我们都怀着一颗‘实验’ 的心，我们想在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和独立思考精神上作出努力。”把话说白了，他们就是要挣脱传统高教的种种桎梏，放下虚文凭，学得真本事。1050万，1020万，957万，933万，从2008年起我国高考人数出现“三连减”。导致“三连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不再赘述。但有一点是 可以必须肯定的：高考录取率正在逐年提高。据统计，2008年57%，2009年61.7%，2010年69.5%。去年全国有8个省市高考录取率超过 80%，过去“上大学难”的生源大省的录取比例也出现了快速增长：山东省2010年高考录取率达到79.72%；湖南省攀升至81%左右；黑龙江甚至突破 了90%。数字比较能够说明问题，高考录取率逐年提高，也意味着国人上大学渐入常态化，已不再是梦想，而日渐激烈的生源大战，甚至会使人一不留神就被稀里 糊涂地拉进大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称赞南科大45名学生的“抛下铁文凭、捡起真本事”心态是多么睿智与前卫，显得十分珍贵。难 怪让朱清时校长都觉得“那些官员和老师在他们面前应该汗颜。”确实是令人十分惋惜，在全国高校数以千万计的莘莘学子或正准备考大学的青少年学生中，不知有 多少人正在为那一纸含金量日衰的文凭而累，他们仅仅是为虚假文凭而学，为父母的脸面好看而学，为亲朋好友的夸奖评价而学，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学，就是压 根儿没有为提高本事学，所以大学毕业就失业，加入“啃老族”，这也许就是当前中国高考的悲哀所在。

我们不能期许45名学生的拒考，就撬动板结的高考制度的基石。但有一点或可以憧憬：这个顶多算是小小插曲的“艺术行为”，却可能让高考的世界“从此大不 同”。高考期间照常上课的南科大与“我为高考忙”的大观，已然会成为高考世界的两分。而较往日之“天下大同”，呈现出反差化的两翼又未尝不是一种感慰人心 的进步？当然，称许甚至放大南科大学生弃考现象的辟新之意义，并不意味着忽视或否定现行高考所承担的社会作用。其一，尽管加赋于高考之 身的诟病已到了不能轻视的地步，但又不得不承认，作为绝大部分学生的终端审核手段，高考之于个人的影响不言而喻；其二，立足于社会层面，作为人才的重要的 筛选和晋升之道，高考之于整个社会的智识意义更不应被否定；其三，基于一种选拔上的相对公平，高考某种程度上已成为现行社会的一个公平窗口。究于此，在力 挺南科大的教改作为时，应拒绝对于高考本身的妖魔化曲解。毕竟，教改之方向，并不是为革除高考，而是还原之到教育的本义上，即作为仅仅是一种基于个人偏好 之上的自由选择。

南科大学生弃考现象，越是凸显一反常态的标杆意义，行政化加之于高考甚至是教育体制上的枷锁就越发闷重。基于体制之弊 和南科大教改之路的步履艰辛，一种无奈却现实的认识应该是，与其把45个弃考学生看成是教育体制的对抗者，不如把他们归为到一种更为宽容渐趋开放的新型教 育现状下，彼此另类却又互为感化。集体拒绝高 考，体现出南科大师生对现行高考制度的决绝。我一直以为，南科大采取自主招生的方式选拔新生，其实也是一种“高考制度”，只不过这种与西方大学传统接轨的 人才遴选机制，更多地体现了校方的价值取向。南科大教改探索的破冰意义无须质疑，但破冰之后会不会再次被冰封，不仅取决于朱清时及其追随者的努力，更取决 于行政权力体系能不能为南科大生存发展打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南科大去行政化改革的种种努力，追寻的正是大学精神。体现在办学模式 上，就是通过理事会的决策方式，实现学术主导、教授治校，但通览南科大理事会名单就会发现，这所大学的理事长是深圳市市长，理事会成员中还有政府有关部门 的主要负责人。当然，理事会中社会贤达和学术上有影响力的专家占多数，政府官员占比限制在三分之一以内。但不难设想的是，一旦理事会内部意见发生分歧，具 有出资人身份和持有行政权力的官员理事将更有发言权。从理论上讲，理事会的治校模式肯定会比单一的行政管理更民主、更科学。但简单的逻辑在于，一个市长任 理事长的现代大学，在任何时候都脱不了行政权力色彩。

从经费和体制上为南科大的生存发展创造条件也好，从立法上支持南科大的办学模式也 好，深圳市政府的改革勇气十分可贵，但同样面临着如何获得上位权支持的问题。深圳市政府和南科大一起，正在为回答“钱学森之问”艰难跋涉。但南科大通过一 种权力支持去抗衡另一种权力的制约，以实现去行政化的动机，本身是一个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