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翻开这本观念史变迁的大书

90多年弹指一挥间，“五一”的观念在不断变化中，它给不同年代的人们留下不同的概念和记忆。

1918年，在进步知识分子的大力推介下，“五一”第一次进入国人视野。1920年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九江、唐山等工业城市，第一次举办了庆祝“五一”的群众活动，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五一”运动史》，这标志着“五一”观念在中国生根发芽。

有趣的是，我们所理解的“五一”与“五一”初衷，从一开始便存有差异。

“五一”源于工人阶级争取合法权益，它与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劳动条件、平等政治表达等具体要求紧密相连，而在中国，则以“劳动创造世界”、“劳工神圣”等政治理想为内核。

90多年弹指一挥间，“五一”的观念在不断变化中：对于60多岁的人而言，它是神圣；对于50多岁的人而言，它是节日；对于40多岁的人而言，它是活动；对于30多岁的人而言，它是长假……

这本观念史的大书，写尽了时代变迁的苍凉与感慨，让我们难以释手。

学者高巍：“五一”为何没能融入民俗

“五一”尚未融入民俗，因为它是个政治性节日，而非民俗节日。民俗节日源于人们本能的需求，自下而上发展而成，而政治性节日往往自上而下，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但容易随时代潮流的变迁而变迁。

以我姑姑为例，她十一二岁不得不去学徒，没受到良好的教育，解放后，她进了北京针织总厂，刚去时吓了一跳，厂里有宽大的林阴道、工人图书馆、哺乳室、休息室等，“五一”对她来说，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自豪感。而到我工作时，印象中每到“五一”，街道的大爷大妈便开始巡逻，所以我观念中的“五一”，和父辈完全不同。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可这些体制外的人很难参与到“五一”活动中，更别说得劳动奖章了，所有人乐意参与才是民俗，“五一”离自由职业者们越来越远，这使其更难民俗化。

为什么在国外，“五一”能融入民俗呢？

“五一”源于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劳动条件等，在今天，这些目标都已实现，但作为人类争取平等权利、建设美好政治的里程碑，“五一”已深深地嵌入其文化之中。因为我们是人类，我们天然有拓展自由之路的责任和义务，从这个角度看，“五一”精神永存，对于权利被侵害、被忽视的人们来说，它仍有意义。

相比之下，我们尚未找到这样的立足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的“五一”观念一直在变迁。在今天，“五一”有融入民俗的契机，即倡导“劳动光荣”、“劳动创造财富”，这既符合我们民族的传统，也适应时代需要。

但问题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劳动创造财富”的观念能否经得起现实考验？毕竟，还有少数腐败分子不劳而获，还有既得利益者靠垄断盘剥，还有投机者利用价格波动得到收益。如果炒买炒卖赚的钱比努力工作多，如果埋头打工却看不清方向，那么，这个观念就不易被接受。

“五一”没能融入民俗，很多人认为是缺乏好的形式，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形式不是万能的，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也要相应地做出调整，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好的形式。只强调形式，不调整生产关系，意义不大。而调整生产关系，就要从制度设计入手。

“五一”要融入民俗，必须和人性的根本需求结合起来，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结合起来。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一代人都无法完成，这需要一切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们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