暌违银幕两年，陈凯歌的号召力仍然不容小视。其自编自导的上影新片《赵氏孤儿》汇聚了葛优、王学圻、张丰毅、黄晓明、范冰冰、海清等国内一线明星，日前在沪举行的媒体看片会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场面，12月4日的首映则成为市场的热烈期待。

一向擅长谈历史谈文学的陈凯歌，选择将这样一个题材搬上银幕并不奇怪。不过，时至今日，对于取材自历史、改编于名着的电影，观众不会在是否还原历史或忠实原着上太较真，人们更关心的是故事到底好不好。所以，评论界认为，当陈凯歌版《赵氏孤儿》全国公映之时，面临的也将是这样一种检验。

报仇的故事成型于《史记·赵世家》

《赵氏孤儿》的故事，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左传》，到了司马迁笔下，更添加了传奇色彩。《史记·赵世家》，讲的是晋国奸臣屠岸贾出于嫉妒，设计诬陷名门忠烈赵盾、赵朔父子，将其满门抄斩，却遗漏了刚刚出生的赵朔之子赵武。为了追杀赵武，屠岸贾下令将全城婴儿全部杀光。赵家家臣公孙杵臼和程婴挺身而出上演掉包计和苦肉计，由公孙杵臼假装带着一个买来的婴儿逃跑，再由程婴出面向屠岸贾告发。背负着“出卖朋友，陷害忠良之后”的骂名，程婴带着用一大一小两条性命换来的赵武躲进深山，含辛茹苦十五年，终于将赵武养大成人，并且报了灭门之仇。

到了元代，纪君祥以此为蓝本创作了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将原来的买婴儿改为程婴献出自己的儿子，又增加了程婴忍辱负重带着赵武投奔屠岸贾门下、让赵武认屠岸贾为干爹等情节。

因为人物鲜明、情节饱满、冲突激烈，《赵氏孤儿大报仇》成为元杂剧里最优秀的历史剧之一，甚至是第一部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1755年，法国文豪伏尔泰将其改编成《中国孤儿》在巴黎法兰西剧院公演，演出多达190多场。不过，《中国孤儿》几乎是另一个故事。

在国内，赵氏孤儿的故事更是多次被搬上戏剧舞台，从梆子剧、京剧、昆曲到秦腔，都以纪君祥的原着作为蓝本，特别在京剧界，它始终是一出保留剧目。2003年，田沁鑫将这个题材改编成话剧，突出了赵武知晓自己身世后的困惑，结尾处那句“在今天之前我有两个父亲，在今天之后我是孤儿……我将上路”的台词，令人记忆犹新。

因无据可考，新编演义被附上多种理由

然而，这样荡气回肠的一出戏，在历史上却是说法颇多而无据可考。人们采信较多的版本，是赵氏因为权倾朝野而被晋国国君和贵族群起而灭之，赵武却被留下，长大之后重新成为上卿。这个说法之所以可信度较高，是因为春秋战国时代的确盛行着不绝人祀的观念和行事规范。

但人们并不介意司马迁小说式的演义。事实上，之后关于赵氏孤儿的所有版本，都有作者根据自身所处社会环境所作的改编。纪君祥强调的是程婴对故主的忠诚，这离不开元代汉人对反抗异族入侵、恢复汉室河山的企盼；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一场冲突被爱与亲情化解，更是充满了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精神；而在田沁鑫导演的同名话剧里，那种目标达到后却无所归依的寂寞，也正是这个商品年代里逐渐泛起的沉思。王国维评价《赵氏孤儿》：“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之中，亦无愧也。”它的“当之无愧”，或许正是在于其在每个时代惊人的感染力和适应性。

也正因为如此，当赵氏孤儿的故事要登上银幕时，人们很好奇在陈凯歌的逻辑下将会诞生怎样一个新编《赵氏孤儿》。从日前的媒体放映场来看，陈凯歌对故事的最大改编在于程婴的身份和他抚养赵武的动机：从原先的家臣变成了赵武的接生大夫，从原先的报效家主变成了替自己的儿子报仇。在赢得屠岸贾的信任后，他有很多机会毒死对方，但是他没有。他所有的卧薪尝胆，孜孜以求，都是要“让他们（赵武和屠岸贾）相亲相爱”，然后在最后一刻来临时，带着赵武站到屠岸贾面前，“告诉他（屠岸贾），他（赵武）是谁，我是谁”——若非如此，“我的儿子就白死了”。

陈凯歌曾经表示，他喜欢《赵氏孤儿大报仇》这个故事，“它集合了复仇类型和悬疑类型的故事，中国戏曲里很少有超出它水准的剧本”，但同时又对纪君祥的观念“完全不接受”：“完全是样板戏那样的主题先行，人物脸谱化，强调所谓的大忠大义。”“别让那些高调又紧密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继续毒害我们的观众”，所以，他把程婴从英雄变回了凡人，试图在这个古老的悲剧里让大家思考一些不偏不倚的事情，比如民与士、生命与大义、常识与高调。“经历了那样的惨痛，程婴是想报仇，但如果说你救了他是大义的话，你让他去杀人，让他去报仇，你还是对他生命的无视，你的救又有什么意义？这两点解决好了，这戏才能在今天站得住。”然而，这一段阐述和最终呈现在大银幕上的结果，似乎又有些背道而驰。

说实话，赵氏孤儿的故事原本残忍，只是有了“忠义”二字打底，才为这残忍涂抹上了一层光亮。而陈版的《赵氏孤儿》，不再需要这层光亮，显然，陈凯歌希望他的重新阐述能够给予这个传说已久的故事以新意，而他所期待的市场认识，也会在12月4日以后获得答案。

之于历史，影片提供了新的想象，这种想象必然会形成一个新的认知平台，承载各种声音，这或许也正是新编历史剧对当下的另外一种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