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画给了艺术家无边无限的自由，可以画得极满(如八大的《兰亭图四》)，也可画得极简，(如同是八大的《苞梅图》)。可以工笔和大写意兼容，甚至可以把四季花卉画在一个画面上，简直是再造自然。

文人画在国画艺术中的位置，有人推至极高，有人抑至极低，其实百花各有其美，不必排座次、选花王。文人画有其优长，也有局限：如宜小不宜大、难处理大场面大题材，等等。但何物没有局限？寸有所长，尺有所短。近世更有一些受过严格写生训练的学院派画家，将文人画讲究笔墨情趣、追求神韵、删繁就简的特点引入创作，追求形神兼备，创出新境，傅抱石、黄胄就是成功的表表者。其实吴昌硕已经开了先河，他以过人的胆魄、扛鼎的笔力、“画气”的理念，将松、梅、藤、石等常见题材，画到寻丈规模，画出霸悍之气，开创文人画空前绝后的境界。

近些年，“新文人画”颇见大行其道，这本不是坏事，只惜作品罕有可观者。山水画上虽见群山万叠，却只见耐心，不见灵气，更无神韵可言。人物画更常用破烂笔墨画往丑里画，貌似与古贤画人“宁丑无媚”同调，其实完全相左。古画中人物，朴陋形貌里透出庄重和妩媚，所以耐看；现在画得高士如流氓、美女如春宫，简直不堪入目。加之笔墨粗糙，只能为轻藐文人画者提供炮弹。病根所在，是不明白文人画是植根于华夏文化的艺术，是诗词书画综合素养的结晶，要害在一个“文”字。它令人观画而神游其中，游而冉冉升华至于形上，这是它的艺术魅力之所在。不盯住这个根柢，不去补给文化修养，而只贪图它表面上的自由和简约，于是任笔为体，聚墨即画，彻底糟蹋了这份无价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