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听到一些真理一样的句式，譬如：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似乎讲了一个常识，没有发展，社会如何进步？但在实际操作上，“发展”往往被限定在经济层面上。为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于是有了随处可见的大迁大建，有了野蛮的强行拆迁。发展是需要代价的，代价由谁来埋单：沉默无语的自然环境与沉默无语的底层民众。“发展”成为一头怪兽，开始变得不可捉摸，甚至开始肆虐作恶。政府试图扼住它的缰绳，但政府却无法对其痛下狠手，因为它是政府养育着长大的，还因为它扛着沉重而疲惫的财政，向前走。

上世纪50年代发明的城乡二元制，使城乡分裂，乡村永远供给城市。根据国家发改委社会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蓝皮书中提供的数据，2008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达到331.49%，即城镇居民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收入的三倍多。国家的意义，就是通过政策与税收来调节国民收益，通过重新分配来达到平衡，但权力主导下的“经济发展”，却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正因为一部分地区与城市发展得太快，地区间不平衡，城乡间落差大，才有到城市中拾荒的人群，他们在路边摆摊，在垃圾堆里找废品，在胡同里烧羊肉串，数以十万计的城市流民催生出城管队伍，也造成了最底层的社会冲突。为了获得“发展”，乡下人、没有户口的年轻人暂住城市，交纳税费而不能分享城市权益。你可以奉献，但你不能分享，成为城市的潜台词。所以 “暂住”在城市的民工要纷纷“退保”，每到春节前夕，“春运”的狂潮就会在大城市的火车站上演，一年又一年。因为城市是没有胸怀、没有责任的城市，农村才是民工的根。

我们容易看到行政权力造成社会不公，还有一种权力，就是财富形成的权力，同样伤害公平与正义。无论是山西煤商还是国有企业，他们通过“发展”获得了巨大的经济能量，正是这样的能量，他们合法地炒热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房产，使城市中心地带的房产成为灸手可热的资源，财富泡沫将城市升高，无数的新居民与年轻人立即沦为房奴，城市新生力量往往是城市的创新与发展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却被无情地贬为寄居者与永远的打工者。当一个工薪阶层的年收入全部之和一辈子也难购上一套安居房时，房屋已不是房屋，而是被一部分人垄断的权力。而城市的政府，却缺乏应有的作为，譬如将地产获得的利益用来补偿廉租房，譬如通过收取固定资产税来打压囤房炒房客。城市成为赌场，各种经济与权力在这里博弈，市民百姓是旁观者，一切都可以被冠之“被”，被听证，“被”物业管理，“被”拆迁，“被”城市化进程。大城市应该有大思想、大视野，因为大学在这里，科研院所在这里，人文荟萃，人才聚集，但当代中国的思想体现在哪里？一个伟大的时代，应该有适应时代的有创见的思想，可惜，中国知识界主流还停留在演绎古代经典的思维里，除了引经据典，就是背诵教义。经济开着宝马横冲直撞，威风八面，思想却骑着毛驴，在城市胡同里步履蹒跚，蓬头垢面。大城市应该有大文化，可惜，我们数不出北京年度文化经典，电影院里只有外国大片风光无限，演出票价与月工资比肩，但鲜有激动人心的情景出现。在莺歌燕舞的晚会上，只有歌功颂德才有奖赏；可怜的孟京辉还在演着80年代的那些青春剧，让90后的孩子们笑开颜；非主流艺术在郊外徘徊。

大城市应该有大社会，因为城市的市民社会与团体自治理应发育起来。但是，在我们的城市里，见得最多的是“城管”。本来，社区居民自治组织、街道商铺业主组织、志愿者组织等等，都应该在维护街道与社区安宁方面发挥作用，协调游商与社区之间的和谐关系，但因为政府包办了一切，任何事情发生之后，人们总是等待政府与城管，使民间社会没有了组织协调能力，甚至连这种心理都没有了。

经济挂帅、一条腿走路的“城市发展”，注定是跛足的，即使能创造速度的奇迹，也一定是后劲乏力的。（吴祚来，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2005年参与国家文化部“国家十一五艺术科学课题规划”调研，负责宏观文化理论研究部分撰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