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每期发行量超过100万，是中国最畅销纯文学期刊的10倍。一边是传统文学期刊日趋边缘，一边是青年刊物——青年人主办，青年人阅读——的读者群迅速膨胀。在这悬殊的重量级对比下，《收获》近日刊发郭敬明新作《爵迹》，自然引起轩然大波：权威文学期刊向流行文学敞开大门，为的是哪般?通读郭敬明的作品，不难看出其文辞的华丽和对青少年阅读趣味的把握能力，但有过一定文学阅读经验的人大概都可以看出其作品的不成熟和不厚实(那众多的中学生读者也许另当别论)，批评家郜元宝在对《爵迹》做了细致的文本分析后评价说“臃肿杂沓、用语不当、模棱两可、盲目的一次性景物描写，只为显示语言的丰富和诗意，但这个目的并未达到，倒是暴露了作者只顾陈列不知安排、只顾炫耀不懂含蓄、只顾堆积不知选择的暴发户的趣味。时人称誉，实在厚诬了抒情、诗意、美文这些字眼，恐怕连‘文艺腔’都算不上吧?”然而，吊诡的是，无论是以青春文学写手、书商还是着名作家的面目出现，郭敬明已经成为一个象征性的符号，郭敬明现象也成为一种无法绕过的社会存在，巨大的发行量以势如破竹之势和咄咄逼人的姿态要求出版界、图书市场承认它们的贡献，同时也以某种反讽的姿态召唤“文学精英”向其标准靠拢。那么，究竟是什么成就了郭敬明?究竟是什么让郭敬明那些稍显稚嫩的作品变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经典”，以至于《人民文学》、《收获》这样一些权威杂志也不得不敞开大门?

其实，郭敬明现象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学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敬明是消费主义时代造就的一个“神话”，这个“神话”最核心的组成要素就是让一切成为商品，在郭敬明这里，作品首先不是作品，而是商品，遵循着统一的生产标准，在郭敬明的“流水线上”，“复制”的程度甚于“创造”，“生产”的意义大于“创作”，它尽可以从日本漫画和时尚作品中“借用”流行元素，以纤巧华丽的语言重新罗织。作品是否有思想分量和语言美感，是否符合一些基本的语法、技巧和逻辑都变得不重要了。于是，小读者们看到了精雕细琢、顾盼生姿“美男作家”，书商们则看到销售码洋节节攀升、一本万利，媒体则找到了绯闻内幕、口水大战，热闹非凡……

话又说回来，既然很多人并不认同郭敬明的文学创作，那些被认为有更高文学水准的年轻作家为什么还没有“浮出水面”?郭敬明把握青少年读者心理的能力和他熟练使用商业手段进行推广的意识是否值得借鉴?传统文学生产机制如何应对已经翻天覆地的文化生态?

郭敬明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游戏的规则，他们以其发达的商业头脑和独具一格的策划能力颠覆了经典的文学准入原则。有一个郭敬明并不是坏事，《收获》刊登郭敬明作品也不妨是一个开门办刊的有益尝试，但文学的多元并不一定要通过文学标准的降低来达成，我们希望《人民文学》和《收获》等秉持纯文学理念的刊物能够着力发现并推出更多更有文学天赋的年轻人。历史一再告诉我们，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人类都不会放弃对思想和深度的渴望，文学永远都会保持它的历史、道德、政治和精神探求的纵深面向。“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在这样的前提下，文学如何在与市场的博弈中获得其真正的内容和形式，是更加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