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记得没错的话，“青年批评家”、“第四代批评家”或“新锐批评家”这样的叫法好像是出自贾方舟等上一代老批评家的口中。如果再猜得没错的话，他们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以年龄为标准来区分批评代际，从而基于对年轻人的爱护和培养这个角度，对这一批人寄予一定的期待和希望。但是，今天的问题在哪儿呢？一旦被归类，就意味着种属之争。且不论这样的代际之争出于什么目的，但毫无疑问，在学理上它是站不住的。更何况，即便是这样一种叫法成立，他们还在成长当中，还没到结论的时候。就像非西方左翼来强调西方中心主义一样，无非是将西方对立起来，实现自己的权力目的而已。

更有意思的是，最近以来我听到的更多声音恰恰是对所谓的“青年批评家”或“第四代批评家”的失望或不满。想想这也很正常，因为不少（包括与青年批评家同一年龄层的艺术与批评实践者）强调“青年批评家”或“第四代批评家”实际上已经背离了贾方舟老师的初衷，而首先意味着与自己是断裂的，甚至是对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其中不可避免地暗含着一种排拒对方的策略，而唯恐与之划不清界限。（这一点从半年前由“片山吃屎”引发的争论也可以看出。）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作为“被青年”、“被第四代”或“被新锐”的年轻批评家在接受或援引这些概念的时候一定要审慎，尤其要警惕集群式的立场或态度，以显现自己的“青年”、“第四代”或“新锐”身份。就像秦晖说的，人家本来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又何必把醉翁和酒混为一谈呢？（《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290）

窃以为恰恰是这样，更要强调连续性和传承性，而不是断裂和对立。实际上，在今天这样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里，说断裂很简单，也很容易，反而强调一种连续和传承很难。因此，至于别人怎么界定，那是别人的事，至少我不承认“第四代”，更不承认他们已经取代了上一代。想想这又如何可能呢？所以，上一代批评家大可不必对“第四代”失望，更不必对今天的“青年”不满，因为“第四代批评家”和“青年批评家”在学理上根本不成立。甚或说，这根本就不可能，除非回到前改革开放时期。何况，仅从在学理上而言，所谓青年批评家中有不少并不一定青年，而有的老年批评家也并不意味着他的理论和观点就是老的。更重要的是，青年批评家不是一个群体，他是个体的。

据我所知，年轻批评家还是很尊重大部分上一代（年龄意义上的）批评家，不管是栗宪庭，高名潞，还是王林，吕澎，包括彭德，黄专，杨小彦，王南溟等等，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批评理路和气质，很多都是值得年轻人学习的，有些也是年轻人身上所缺乏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的确功不可没。当然，在继承他们优点的同时，年轻批评家也不能失却了反思的自觉。实际上，正是因认为上一代的批评实践对于今天依然很重要，才值得我们去研究。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当代艺术批评的研究文章（《谁之批判？何种现代性？——当代艺术批评的价值省思与实践检省，1990-》），发出来后引起了个别上一代批评家的不满，以为我要干什么，甚至说年轻人无非是急于想取代他们。其实，历史就在那儿，我们又怎么能轻易地抹煞它呢？我们之所以将你作为研究对象，不是为了强调与你的断裂和对立，相反，恰恰是为了强调衔续和传承。我曾经对一位上一代批评家说，“我们都是喝你们的奶长大的。而且是狼奶。”他哈哈一笑。想必他了解这个古罗马典故。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时代毕竟变了。如果还按十年前或二、三十年前的标准衡量今天的批评及艺术的话，那肯定是很难进入话语内部的。急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导致的更多是异质性的消解。其实，在这个最有可能异质化的时代里，反而也更容易被同质化。比如今天很多批评家，不管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尽管口口声声强调差异，强调个体，强调异质性，但思维逻辑还是同质性或本质化的。在这个意义上，传承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批判性的反思。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由此，笔者根据近两年来在界内的活跃程度，选择了15位不同年龄层的批评家，按照既有的代际划分通过三个简易的表格（如表1、2、3），对他们的策划和批评实践作一简要的梳理和罗列。从中可以看出其之间的异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