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董仲舒开始，《论语》就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其他着作亦是如此！他为了汉武帝的封建统治需要，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所谓的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形成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伦理思想体系，由此，孔孟思想成了董氏的儒家思想。表面上看，“独尊儒术”是定孔子思想为至尊，以儒家文化为根本，但实际上，儒家思想已经是名存实亡，它们自身所存在的丰富发展的可能性和活力也在这一思想文化政策下被扼杀了。儒学的社会功能，教育功能，在被统治者们抬到吓人的高度后成为封建专制政治的工具和武器。虽然董仲舒举起了儒学的大旗，但却没有搭起“文化断层”（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比春秋时更为激烈和频繁，规模也更大。到公元前222年，秦攻辽东，灭齐，中国统一，这期间又是两百多年，孔孟思想虽没有灭迹，但也少有人传承了。尤其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对这些思想的传承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便是第二次“文化断层”）的桥梁。再到宋朝，公元后1150年左右，朱熹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发现了儒、道、佛之学的“破绽”，于是专心儒学，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他在董仲舒阴阳五行理论的基础上，糅释、道入儒，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把朱学巩固起来，作为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政治文化专制的理论依据，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尤其是对孔孟思想起了变异的作用（这便是第三次“文化断层”）。

1919年的“五四运动”，乃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是企盼与要求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实现与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全盘性反传统的兴起与泛滥。直到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仍然有全盘西化的思想在蠢蠢欲动。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斥儒学为封建糟粕，以为只有“科学”才能强国、才能救国。

“文化断层”标志着人类社会公理解释系统的崩溃，于是人——每一个地球生物，就只会用对“神灵”（未知领域里的神秘现象）的崇拜（宗教的说理体系），就只会用有限的解释先把自己封闭起来，自造一个心灵的“堡垒”，然后利用有限的知识和狭隘的世界观、人生观对其他人、其它事物、未知事物，对整个世界，对庞大而复杂的人类社会进行种种的自我猜测和解释。面对着现实生活中吉凶祸福等一系列生死攸关的问题，人们自然地以村落、地域和风俗习惯、特定的文化氛围等形成多种多样的解释法则。而由周文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建立起来的社会公理解释系统的崩溃，使历代的中国统治者在维护其利益时，首先是“私有”的，野蛮的，其次才是说理的。在这“文化断层”中，大多数中国人就因为“儒家”思想的被改毁、被窜造而不知所措，于是老百姓们在一家一户的独立的生产单位中，按照自然经济封闭模式而“自得自乐”，在自己狭小的自我中心基点上建构着自己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说理体系和生活方式以及梦想着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