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上海要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需要实现以下几个重心转移。其一，从提供资源到营造环境;其二，从单兵作战到协同创新;其三，从闭门攻克到开放创新;其四，从国际模仿到区域合力;其五，从学历社会到能力社会

首先要克服“三多三少”

衡量科技创新有很多定量指标，如衡量创新产出常以论文、专利等数量为依据。如今我国每年的论文数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一了，这是否说明我国就是一个创新大国了呢?

最近社会各界都在热议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上海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首先要克服“三多三少”。

一是现有智库中，关注宏观经济的多，关注科技发展的少。而且在政府行政管理上，科技管理往往都是由政府科技管理部门承担的。近年来国际上单一职能的政府科技部(局)在设置上已经逐渐与教育、文化等职能合并，如丹麦2007年将科技发展部更名为科学创新部，2011年又改名为科技创新与教育部，而我国的科技管理体制仍比较传统单一;

二是在政府的发展规划中，关注具体产业和项目的多，关注产业环境与政策的少。国外的产业发展规划，着力点在于为企业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政策，而不是具体干预或参与到企业发展或具体项目之中。在我国，行政管理部门习惯于直接领导并深度干预产业发展，因而有意无意地造成资源向大型企事业机构集聚的局面;

三是在信息技术产业中，关注技术制造的多，关注技术应用的少。这也反映在对IT产业的认识及统计方式上，如我们认为IT产业就是经营电脑、通讯设备的产业，而美国把它看作是面向服务和应用的IT产业，更加注重技术应用。有学者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在中美日三国有关IT产业竞争力的12个要素中，我国在硬条件的6个要素上都是强项，但在产业环境、产业平台、产业突破能力、产品开发能力、产品的核心部件以及知识产权保护这6方面都是弱项。

问题在于软实力的不足

上海拥有世界一流的学术资源和技术条件，但为什么还难以成为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中心呢?问题在于软实力的不足。首先，软实力是文化，是价值观。上海虽然是一个开放度高、对外交流频繁的国际大码头，但“大政府”色彩比较浓厚，这种条块分割、结构严密的传统行政管理体系严重束缚了社会活力的发挥;第二，软实力是政策，是环境。上海缺乏宽松、宽容的创新政策和环境。行政部门习惯于管脚下、给资金，不善于管天下、给政策，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初创者来说，给政策和环境比给资金和资源更为重要。《2014全球创新指数》提出，高层次创新者喜欢集群并往往向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机构集聚。政策和环境越宽松，技术和人才的集聚力越强;第三，软实力是人才。资源是跟着人走的，有了人才，资源自然会集聚过来。国际大都市一般都很注重人才队伍建设。但现在上海很注重吸引外来人才，而对稳住本地人才缺乏办法。吸引人才的方式有多种，有时国际性学术会议和专家短期交流的方式往往更经济、更高效。

协作也是一种红利

上海要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需要实现以下几个重心转移。

其一，从提供资源到营造环境。以前政府部门往往习惯于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以为对企业的支持就体现在给钱、给资源上。我们应像硅谷学习，致力于提供激励创造、宽容失败的“热带雨林型”创新环境，为企业营造开放、平等和富有弹性的空间，让每一个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都能放下包袱、宽松自由地发展。

其二，从单兵作战到协同创新。上海拥有学科门类较为齐全、信息资源较为丰富的区域优势。虽然政府在共享平台建设上做了不少努力，但由于条块分割的局限性，系统之间、地区之间的交流不通畅，学校之间、学校与企业之间的联系不紧密，造成重复研究、贵重设备与资源难以得到共享。上海近年科技合作与协同创新程度有下降趋势，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13年上海科技合作综合指数为42.52%，排全国第8，而2010年为55.58%，全国第3。从某种意义来讲，上海既不缺资金，也不缺资源，缺少的是合作与交流的文化氛围。协作也是一种红利，加强横向交流，盘活现有资源，也能释放出更多潜在的资源。

从国际模仿到区域合力

其三，从闭门攻克到开放创新。企业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有时不得不缩短产品研发和生产周期，通过从外部获取一些资源的方式换取时间，以加快开发的进程。首创开放式创新理论的切斯布拉夫认为，竞争优势往往来源于更有效利用他人的创新成果，强调了外部知识资源对于创新过程的重要性。情报学家凯尼格通过对企业的长期调研发现，生产率高的企业都有对专有信息保护比较宽松和对外界信息比较开放的特征。而我国大部分企业还习惯于封闭式的创新，这种为防止技术外泄、人才外流而堵塞信息交流通道的传统观念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健康发展。

其四，从国际模仿到区域合力。《2013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提出区域合力的重要性，并指出不要一味复制其他科技创新中心的模式。要立足本地，辐射全球，善于盘活本地各系统各领域的资源，将创新战略深深植根于本地比较优势、历史和文化的同时，致力于采用环球级方式向国内外拓展。

其五，从学历社会到能力社会。在转型的时代，城市能否适应新形势、实现新跨越，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支撑。近年来全球存在严重的技能鸿沟现象，上海也不例外。有调查发现，在不远的将来只有三分之一的人需要四年制大学教育，而对于余下的三分之二的人，职业教育是最合适的选择。能力比学历更重要。上海要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不仅需要高端人才，更需要有创新精神的高技能人才。

总而言之，创新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

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 吴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