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其一，几年前全国群星奖，各省市先评出本省市的金、银、铜奖，然后送全国评出金、银、铜奖。某省市评甲的作品为金奖，乙的作品为银奖，丙的作品为铜奖。送到全国，结果，丙的作品得全国唯一的金奖，甲、乙的作品连全国二、三名的银、铜奖也未得。这里，不是说某省市的评奖不规范、不公正，全国的评奖规范、公正；也不是说某省市的评奖规范、公正，全国的评奖不规范、不公正。都是规范、公正的，但为什么结果会大相径庭呢？这就是现实的时间、地点、条件、对象不同，所以标准也不同。一种标准，在某省市是规范、公正的，在全国就不规范、不公正；另一种标准，在全国是规范、公正的，在某省市就不规范、不公正。这是生前的评奖。

其二，迄今为止，鲁迅在中国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第一流的伟大文学家，张爱玲仅在近10年来被认为是优秀的文学家。但在国际上，如夏志清，就认为张爱玲不仅在20世纪的中国，即在3000年的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第一流的伟大文学家，而鲁迅则即使在20世纪的中国至多只能勉强入流。同样，我们不能认为中国的评论为规范、公正，国际的则不规范、不公正；或认为中国的评论不规范、不公正，国际的才规范、公正。都是规范、公正的，但为什么结果会大相径庭呢？这还是现实的时间、地点、条件、对象的不同，所以标准也不同。一种标准，在中国是规范、公正的，在国际就不规范、不公正；另一种标准，在国际上是规范、公正的，在中国就不规范、不公正。这是身后50年的评奖。

文艺家的优秀与否，文艺作品的优秀与否，需要待500年后人论定，道理就在于此。但现实中的评奖还是需要的。用古人为今人作榜样固然重要，但用今人为今人作榜样更重要。

评奖，主要是为现实服务、负责的，它当然也要为历史服务、负责，但“身后是非谁管得”？现实中的优秀与历史中的优秀并不可能完全一致，有时甚至相反。因为即使现实中的人具备历史的眼光，历史也未必如其在现实中的预见，更何况大多数参评者和评委，未必都具备真正的历史眼光。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现实的眼光去苛求过去的历史，同样，我们也不能用将来的历史的眼光来苛求今天的现实。既然十几20年前的鲁迅文学奖所评出来的近200位优秀作家、200篇优秀作品，在今天大多已经近于湮没无闻，我们并不苛责当时的评选活动，又何必对今天的鲁迅文学奖所评出来的35位优秀作家、35篇优秀作品横加挑剔呢！让历史去说吧！要相信，我们的子孙一定比我们更聪明、更公正。书画艺术作品的评奖，也是一样的。

但令人忿忿不平的是，得了奖，有许多好处，不得奖，就损失了许多好处。

过去，文艺界的评奖除了虚的名之外，似乎是没有什么实的好处的。梅兰芳等获得了“四大名旦”的桂冠，并没有被政府部门升职晋爵加薪，新中国几次连环画奖的一等奖得主，同样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但今天就不同了，得了一个奖，可以晋升职称，可以提拔官位，可以增加薪金，这是直接的；而升职晋爵之外，可以拥有更多的资源，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我的看法，评奖还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这么滥，从今天的数量上减少95%。其次，评奖不应给予实际的好处，得了奖没有奖金，也不能升职晋爵加薪。三，艺术家们不要对评奖活动，对获奖这么热衷，不要看得太重，观众可以看得重，参评者、得奖者则要看得轻，不是为参奖、获奖而从事文艺创作，而是为了自己的喜好，为了服务社会而从事文艺创作。至于自己的成就如何？可以自信，但不必急于在生前得到论定，待500年、50年后人论定。

文学艺术家有一个特点，就是谁都认为自己比别人好，所以，任何一个公正、规范的评奖活动，总有人会不满甚至愤怒，不服评选的结果。这与西方的竞选总统有所不同，竞选过程中，甲乙双方谁都认为自己才有能力当总统，对方则不行，但评选结果出来之后，评不上的对手一定真心地拥戴评上的对手，并赞扬他的能力。同中国老一代的艺术家也有所不同，比如说今天的艺术家，总是说自己最好，其他人不行，评上了奖的，评上了院长、主席的，说评奖好，以此证明自己比别人行；评不上的，又以此抨击评选活动本身，说评奖不公，获奖者水平不行。而且，这个不公的评奖活动评不上，我可以到世界上去搞一个公正的评奖活动，把自己评为中国的艺术大师。

真所谓“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这句话，通常认为是讽刺兵而表彰秀才的，我则始终认为是讽刺秀才而表彰兵的。因为，对于兵来说，道理很简单、很浅显，所以很容易跟他讲道理。而对于秀才来说，道理很复杂、很深刻，所以不仅兵，就是另一个秀才，也很难跟他讲道理。古代的评奖，评武不评文，大概即缘于此。而今天的评奖，既已扩展到了评文，事情就搞大了。两个桃子，在兵只是引发一场简单的血案，在秀才则是无休止地抱怨抨击的不稳定情绪。

西方有一部著作，叫《这个世界被知识分子弄得一团糟》，这里的知识分子不包括医生、科学家、技术员，而专指诗人、作家、文史哲工作者也即我们所讲的“秀才”。还有一部叫《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同样是讲秀才与兵的关系。闻一多也写过一篇《诗人的蛮横》，鲁迅更写过大量关于秀才文人的文章，对于秀才与兵的关系，大多表彰兵而讽刺秀才。想出评奖这一招的是他们，吸引了武人们勇往直前或三士自杀，进而吸引了文人们的入我毂中，而热衷于参奖并获奖的也是他们。知识就是力量，越有力量就越是要通过获奖来证明自己。知识就是道理，但它不是硬道理而是软道理，硬道理不用多说，简单明了，大家都拎得清，所以兵不用多说。软道理则必须加以说明，非常复杂，大家都理不清，所以秀才要多说，越说越糊涂。而当评委的当然是更高明的秀才，往往是曾获过奖的，先为获奖者，然后才有资格坐在评委席上，他的道理当然更是只可为少数知者道而不可与大众不知者言的。

看电视《动物世界》，有一句旁白很发人深省：“选择同人类打交道，是一件最不明智的做法。”为什么呢？地球万物中，只有人类敢于以对世界至多仅有万分之一的认识而自称“万物之灵”，其他任何动物，选择同它打交道，岂不是不明智之至？但我们作为人，同人类打交道可不是选择不选择的问题啊！这是人类的悲哀。不过，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似乎还是可以选择的。沿着《动物世界》的逻辑，应该是：“选择同文艺界的专家，尤其是今天文艺界的专家打交道，是一件最不明智的做法。”因为，在各种人类中，相比于大众，相比于科技界的专家，文艺界的专家是最自以为了不起的人，这在闻一多《诗人的蛮横》中说得很清楚，在今天的现实中可以看得更清楚。以“以有涯随无涯”之殆而自称“万般独高”，其他人同他打交道，岂不是不明智之至？则今天的评奖活动中，评文比之于评武，虽然有了几千个桃子，却使得争议更多，更引发愤愤不平的、不流血的血案，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一位朋友手里借到今年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学习材料，读到一篇毛主席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写的文章，引《林冲夜奔》中的一句唱词：“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时。”说是今天的男儿还有某些女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大概当时给开国功臣评级，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弹泪、闹事。毛主席说，评级总归是不可能绝对公正的，这个世界上绝对公正的事是没有的。评得不对，只要有饭吃，就忍了，用不着弹泪、闹事。对这些兵，简简单单便把道理讲清了，二桃没有杀三士。文艺界就不一样了，秀才遇到秀才，道理永远是讲不清的。工作上向比自己好的人看齐，知不足而常进；生活上向比自己差的人看齐，知足而长乐——这个评比的道理，是又一个兵雷锋说的。评就是比，没有比较就评不出高下。秀才们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有可比性”，但做得最多的一个行为却是拿自己与别人比：我比他好，他比我差，为什么我不得奖，他得奖？——这个评比的道理，是大多数秀才们说的，当然，他们说的要复杂深刻得多，但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启功先生曾对解决评选活动中谁上谁下的难题提过一个很好的建议：“抓阄。”可谓秀才而兼兵的智慧。我当然也参加过评选，一张选票上面有候选人10人，你可以有新的提名填入空白栏，但只能勾6人，多勾则选票作废。新的提名我没有，但是这10个候选人个个非常优秀，所以只能10人全勾，宁可选票作废。

明确到评奖的根本目的，在于评奖的发起者，使天下的英才和不英才，互相争来斗去，最终尽入我的嗀中。那么，对于评奖的现象，我们也大可听其自然，过于热衷固然不必，过于苛责同样不必。不然的话，即使把桃子由两个增加到2万个，它所引发的不流血的血案，也将是评奖的发起者、组织者所难以掌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