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是少数在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两条战线上都有亲身体验的领导人。他从反对“欧化文艺”到反对“民族主义文艺”，后来走向了“革命文艺的大众化”，最终完成了他对新文学发展史的革命设计与论列，拟订了新文学史革命叙述的基本框架，并作出了一系列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问题的相关思考和论证实践。就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革命演义实践而言，瞿秋白最重要的成绩有二： 一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梳理，并加以革命领导权争夺为主线的重新叙述，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革命构建确立了起点，确定了革命的现代文学史的界碑和基座。二是编定《鲁迅杂感选集》并写成了长篇序言，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史的作家论范式树立了至关重要的榜样，并找到了左翼文艺战线上的 “旗手”鲁迅。这两项历史意识形态构建的重大榜样工程，不仅足以让瞿秋白在中国文艺思想史上有一席之地，也给后来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写作留下了两种典型的书写传统：一是文学社会历史批评传统，一是文学史的革命“整理”传统， 更包括重写文学史的“革命”传统。事实上， 瞿秋白的文学史“整理”本质上就是重写文学史，其思想核心在于追求对“革命”的“文学史”叙述，为新文学史的发展寻找光荣的革命传统，最终旨趣是为了能让革命事业在文学发展领域拥有历史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