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结构转型与调整，文化格局变异与重构的当下时代，各种大的命题或隐或显地缠绕在每个人的日常周遭，亟待人们的回答和选择。同样，对当下文学形成的逼视或拷问也层出不穷，每每要求其表明态度和立场。你是继续坚守为社会人生的文学传统，强调文学在民族现代进程中的历史意义；还是沉迷于多少有些想象成分的独立的纯文学传统，醉心于语言形式的操作；又或者干脆放弃这些沉重异常的话题，卷入网络时代信息的无限增殖，认同由资本所驱动的娱乐至死的消费型写作？这些选择俨然已经成为关乎当下文学的重要问题。当然，在这些关乎文学运命的诸多选择中，每一种内部又会出现更多令人纠结不已的问题。当此之时，依然谈论当下文学的原创性问题，似乎显得多少有些轻飘。

不过，我们也可以把问题翻转过来：如果当下世界问题充斥，这个世界仍然需要文学对此做出属于它自己的回应，那么，谈论当下文学的原创性问题，反而变得非常重要。

实际上，要不要强调文学的原创性，如同“文学死亡论”的幽灵一样，可能是一个文化问题，也可能是一个经济问题，甚至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根本而言并非一个文学问题，是文学无力也无需承受的现实世界之重。对于投身文学的作家来说，真正成立的问题是：如何在当下实现文学的原创性。与此同时，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的自觉回应，实际上并没有绕过对前述复杂问题的思考与回答，只不过，这种回应不是靠典当文学的性质和立场而实现，而是穿越这个“成问题的”现实世界，提供出原创性的文学时空以构成另外的世界，通过这一经由语言在现实中发生而又与现实不同且并立的世界，人们将获取一个足以发现并反思“成问题之世界”的位置，一种从容审视自我当下现实的心态。显然，这并非对现实问题之重的刻意回避，而是不越俎代庖，直接替现实中的读者做出回答。

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认为，哲学本身必定存在于它所干预的形势内部，“不可能对这个形势持有一种外在的、纯思辨的关系或者纯认识的关系”，从而与现实世界之间只能是一种实践的关系。对于文学来说，其与现实世界之间同样也只能是一种实践关系，而非那些或超然的、或绝对真实再现的、或绝对正确代言的关系，不过，文学实践方式所独具的魅力恰恰在于，它不通过对现实中既存观念形式的选择性认同，而是通过一个塑造完整的别样文学时空，从而区别于现实中诸多可以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方式得以解决的问题。反过来，这一整体性的别样文学时空作用于读者的感觉结构，进而获取理解、判断和解决现实诸问题的灵感和动力。

因此，文学对现实世界的自觉介入，并非对现实世界诸问题的急切回答，而是对自身所处当下世界“难题”性的自觉，也即对自身实践所面临的现实条件的自觉和穿越。就当下中国文学来说，资本对书写的操控、信息的泛滥、社会的分化等等，这些重要甚至重大的问题，恰恰不是能通过简单地选择性呈现或表态式代言加以解决的，而是当下文学创作必须自觉面对的整体性生产条件。这就是说，与大量急切呼应现实问题的焦虑型写作不同，原创性的文学同样也会关注到上述问题，但在关注和呈现之外，资本的逐利模式、媒介的炒作方式、政治正确得以风行的物质、观念和感觉土壤，更是它要通过独特文学世界的塑造加以干预的对象。

试举两例：2013年有两部小说引起较大反响，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和余华的《第七天》，两部作品都关注了当下社会严重分化中的底层问题。方方的作品讲述了一个边远山区苦出身的农村大学生在当今城市中难以立足并最终消失的故事，揭示出部分人被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所抛开这一现实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小说在《北京文学》发表以后，许多读者给编辑部写信或打电话，更有许多读者纷纷发表网络评论，指出小说中的个人悲伤实际上就是时代的悲伤。应该说，方方的小说在呈现这一现实问题时，做出了一定文学性的努力，比如作品在章节设置和标题设计中采用了网络类型小说的方式，以类型小说常见的轻松口吻讲述一个悲伤的故事，既可视为对当下传媒语境某种程度的戏仿和借用，也是现代文学以来社会问题书写之沉重笔调的反拨。但小说止步于这一社会问题的如实呈现，而没有给出穿越这一问题的文学原创性尝试，因而仍难逃社会问题小说的窠臼。

相对而言，余华的《第七天》则显示出更多原创性的努力，尽管这部小说被很多人认为是一部微博段子、社会热点新闻杂烩的失败之作，但是否借用微博段子并非判断作品好坏的评价标准，关键在于这些微博段子在进入小说以后是否仍然只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换常新的谈资。显然，止于茶余饭后而又不断死去的微博段子在《第七天》中获得了永生，当故事被以亡者的口吻来讲述，当大量死后的情节得以呈现，那些亡者却也卸去了现实面具的层层缠绕，借助一个诡异的文学时空而成为质性的实存。尽管小说中那个“死无葬身之地”仍有待明晰，但它区别于中国传统的阴间地狱，也不同于西方的天堂乐园，甚至与鲁迅“女吊”的个人复仇也大相径庭，因此，这个“鬼眼中的世界”无论如何也是作家原创性的努力，而这一努力又是基于对当下世界的难题性自觉而做出的现实回应。

文/乔焕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