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的持续演变，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异动，这使得文学与文坛随着市场化、大众化、全球化和媒体化的影响与推动，也发生了种种新变。这种异动与新变的结果，便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坛大致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基本格局：即以文学期刊为阵地的传统文学或主流文学，以出版营销为依托的图书运作或市场文学，以网络信息为平台的网络文学或新媒体文学。文学与文坛的这种深层异动，原因是复杂而综合的，呈现出来的状态也是缭乱而混杂的。一句话，新的格局的背后，是新的关系的形成。这样的新关系与新格局，并非单靠文学本身所能促动和形成。如果我们认可这种文学现状，就会看到批评的处境与地位已与过去迥然不同了。在这样的一个基点上来谈论当下的文学批评，我以为要从两个方面着眼，或讲两个层面的意思，那就是：批评需要理解和扶持，批评也需要自省和改进。

批评需要理解的，是它所面对的对象不仅增多了、变大了，而且也新异了、复杂了。过去的文学批评，基本上面对的是一个相对单一的传统文学与文坛，而现在的批评在传统文学或主流文学之外，还要面对市场化的文学，网络文学或新媒体文学。如果要如实描述现在的批评与现状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缩小了的批评，在面对一个放大了的文坛；一个相对传统的批评，在面对一个活跃不羁的文坛。这种事实上的不对等和不平衡，正是批评的难处与挑战之所在。因而，批评需要人们的理解，当然更需要基于理解的多方面的扶持。

文学批评需要加以扶持的方面很多，首先是批评队伍既需要壮大，又需要纳新。现在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来自好几个方面，有作协、文联系统的，有高校、社科机构的，有报刊、出版单位的，等等。说好听的，是有一支队伍，说不好听的，基本上是散兵游勇。因为没有一个彼此联系的机制与方式，见面就是作品研讨会，散了后就各自为战。就评论与批评的对象选择来看，也是主要根据作品研讨的情形顺序而来，剩下的不多空余也是谁催得紧、要得急，先给谁干活。基本上是随机安排，被动应付，而且忙得不亦乐乎。现在看来，建立一个联系批评家的组织或机制是必要的。可借助这样一个组织或机制，沟通情况、研讨问题、交流信息，并就一些倾向性的现象与问题，组织集体的力量运用论坛的方式进行重点出击，还可就一些需要特别关注的宏观性的文学问题，提出一些带有指导性或导向性的系列课题。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起到联谊批评队伍、集中批评力量、组织重点选题，及吸引对文学批评有兴趣的人士介入文学批评等多重作用。还有就是要积极发现批评人才，大力培养批评新秀。现在活跃于文坛的批评家，主要由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的人们所构成，70年代的为数不多，80年代的更是凤毛麟角。这与文学创作上的六代同堂（从30年代到90年代）和越来越年轻化，构成了极大的反差。批评的队伍需要年轻化、有活力，而批评的人才本身又需要既综合又特殊的素质，因而很难依赖自然成长，需要有一些发现和培养新人的措施与办法。比如，在一些有条件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专门培养批评后备人才的研究生基地，吸纳有志于文学批评的年轻学人和爱好者，举办文学批评青年培训班等等。这些都需要提上议事日程，而且刻不容缓。

另外，文学批评在活动的阵地、传播的工具、资讯的提供等方面，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得到有效的支持。现在的文学批评类文章，主要发表于一些专业性的报纸和文学理论批评刊物，而这些报刊的受众主要是业内人士，因此其影响基本上囿于一定的圈子，社会性的影响极其有限。而受众较多，影响较大的电视、网络和市民报纸，基本上没有文学批评的立锥之地。如有，也是以媒体批评和媒体报道的方式对专业的文学批评进行“为我所用”式的择选、删改与加工，经过这种媒体过滤的批评家，常常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感觉。这样的大众化的传播资源，辐射面广，影响力大，如何也“为我所用”地为文学批评服务，或起一些配合、呼应的作用，委实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

文学批评面对着不少的难题，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是问题的一方面；而文学批评确实需要在自省中自立，在自立中自强，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这些属于自身方面的问题，也需要坦诚直面，深刻认识和切实解决。这里就最为突出和紧迫的问题，提出如下三点意见。

其一，面对俗化的文化环境和缭乱的文学现状，批评家需要增大社会责任心，增强历史使命感，并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审美高端的感知观察现状、洞悉走势、仗义执言、激浊扬清。要超出对于具体作家作品的一般关注，由微观性现象捕捉宏观性走向，由代表性现象发现倾向性问题；该倡扬的要敢于倡扬，该批评的则勇于批评，对于一些疑似有问题的倾向和影响甚大的热点现象，要善于发出洞见症结的意见和旗帜鲜明的声音。要通过这种批评家自身的心态与姿态的切实调整，强化批评的厚度与力度，逐步改变目前这种文学批评宣传多于研究，表扬多于批评，微观胜于宏观的不尽如人意的现状。

其二，置身于不断演变的文学现状，批评家在观念上、方法和语言上，要及时地吐故纳新，不断地与时俱进。比如有的批评家的思想与情绪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没有完全走出“新时期”的情结，这使得他们在看取现状和表述问题时，都有一定的滞后性，明显地与当下现实相错位或相脱节。还有包括本人在内的更多的批评家，在知识结构与理论准备等方面几十年“一贯制”，少有新的吸纳和大的变化，甚至明显老化。因此在面对超出已有经验的新的文学现象时，要么是文不对题，要么就失语、缺席，显得力不从心和束手无策。像在市场上长驱直入的青春文学，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网络文学，就基本上游离于主流批评的视野之外。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并非文学批评的不为，而是现在的批评家不能。这种现状长此以往，既可能会使如青春文学、网络文学等新兴文学难以得到品位的提升，也会使整体文学的和谐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

其三，要适应文学与文坛各个方面（从观念到群体）的新变化，要走出传统的文学批评模式，在批评的样式和方式上，要增强多样性，体现鲜活性，加大辐射性。比如，在传统的以作家作品为主的评论之外，要借助于新的传媒方式，利用新的传播形式，适应新的阅读群体，介入各类文学评选、评奖与排行；利用电视、视频等就有关现象、话题进行座谈、对话与讨论，利用网络阅读跟帖点评网络文学作品，运用微博、微信发布文讯、书讯或短评、点评，等等。总之，要打破固有的观念，走出传统的模式，使批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增强其弹性，焕发其活力，并争取话语权，实现有效性。

放大了说，批评的问题不只是批评的问题，它还是文学的问题、文化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解批评、扶持批评、振兴批评，就是文学发展、文化建设和社会进步的题中应有之义。

文/白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