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国文化的演进历程中，儒家真精神逐渐趋于异化乃至沦丧，进而成为中国官本位意识的文化成因。这可以通过三个方面考察。一是随着士大夫社会的确立，士人出仕的公共理想发生异化，也就是从做官为了“养民”“爱民”，异化为追逐个人的一己私利，士人对国家体系的依附从高尚的淑世理想，转变为单纯追逐利益的寄生官僚意识。二是就学术而言，儒家倡导的“为己之学”转变为“为人之学”，前者无论大小事，只要自己应该做的事就毅然承担，后者最终会导致丧失自我。三是儒家的“干禄”具有三层含义：一则士人必须自重，二则不应先萌利禄之心而要先立身，三则君子出仕是为了“行其义”。儒家的“干禄”在历史的传衍过程中，逐渐开始异化，且丧失其真精神。士人在野之时，不能修身反而汲汲求仕，一旦出仕，又担心自己的俸禄不能增加，因而趋走奔驰，一日不得清闲。尤其自科举兴盛之后，士人获得利禄，不再凭借经术，而是八股应试之文。

——摘自：陈宝良《中国官本位意识的历史成因》，原载于《中州学刊》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