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在社会秩序上就是反对两极分化，消弭由此而带来的社会鸿沟，建立公平与公正的政治秩序。这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也有巨大意义，就是要逐步消除贫富的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和”在国际关系上，就是《尚书》中所说的以德服人的“协和万邦”。

“软权力”的概念，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在1990年提出来的，以与使用政治与军事等强迫手段使其他国家就范的“硬权力”相区别。换句话说，软权力就是美国以其价值观与文化吸引力让其他国家自觉自愿地加以追随的力量。然而由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他们提出的“软权力”与中国文化传统的“以德服人”不同，正如学者乐黛云在《小议文化对话与文化吸引力》中分析了约瑟夫·奈的“软权力”之后所说：“美国所谓以文化吸引力为核心的软实力理论所关注的，并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引、共同发展，而是对其他文化打压、征服、吞并，以维护其单边统治的文化霸权。”而中国所强调的“文化软实力”则并非要打压、征服、吞并其他文化，而是与其他文化和谐相处，让世界知晓中国文化的和谐真相，并在此基础上用以德服人的方式使世界文明得以提升。

中国文化自古就推崇多元化与多样性，儒、道、释三教可以同时共存。从先秦开始，中国文化就以“百家争鸣”而着称，汉武帝虽然实行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但从六朝之后，“独尊儒术”很快就让位于儒、道、释三教争鸣共存，宋代之后甚至变成了同源共存。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上的中国梦更有利于世界的多样性与永久和平。

事实上，从基督教开始逐步走向没落的启蒙运动算起，中国文化的价值就在提升。激烈抨击基督教的伏尔泰正是从孔子那里汲取了世俗文化的灵感。从狄德罗的无神论，达尔文以科学证明上帝造人的荒谬，到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尼采的“上帝死了”，基督教文化的根基发生了动摇。所以，尽管西方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然而，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认为，这是西方文化在走向收获季节的金秋，文化上的春夏盛季已经一去不复返，寒冷的冬天很快就会来临。从尼采到海德格尔，都不得不到审美中寻找生命的皈依，让诗人去探寻上帝隐退的踪迹，试图在诗歌与音乐中发现神圣。反观中国，至少从孔子开始，就不把生命的寄托放在宗教的神与上帝那里，而是在现世的族类延绵（伦理）与审美超越（诗乐）中寻找生命的皈依，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道家庄学则完全走向了审美，而这种以伦理与审美为根底的世俗文化居然使中国文化生生不息地延续了几千年而没有衰落的迹象，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化史的奇迹。这就是为什么在基督教衰落之时以拯救文明为己任的白璧德，到儒家文明中寻找拯救西方的人文主义的原因。这正是中国文化在当代世界具有活力与软实力的原因之一。

儒家没有给人提供宗教的超越，而是以上敬奉祖宗孝敬父母下生育后代、为往圣继绝学与为万世开太平的继往开来，超越个体生命的短暂，因而特别强调文化与族类的连续性和传承性。中国人的生命是在后代身上延续，所以中华民族有为后代攒钱的传统。直到今天，中国父母可以省吃俭用，为下一代的教育、住房攒钱。扩而言之，受过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与地区都有高储蓄这个特点，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是世界上储蓄最高的国家和地区。儒家教化过的国家与地区为什么会有这种高储蓄的特点呢？因为看重下一代的教育与未来发展，自然就会为他们攒钱，而这正是儒家教化的结果。中国的现代转型是和平崛起，不可能再像西方那样，进行海外扩张，掠夺殖民地，那么，儒家教化的中国式的物质积累同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也是中国文化在当代具有活力与软实力的要素之一。

中国文化具有一种以中和为本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对于当代世界文化的构建，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孔子认为“礼之用，和为贵”，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中庸》将“中和”上升为参天地赞化育的高度。中庸之道作为致中和的方法，孔子将其上升为最高的道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体现为要求“敬天礼地”（儒家）和“道法自然”（道家）的天人和谐观，在当代就演化成反对以工具理性对自然无休止地索取和压榨，这对于建立后现代的环境伦理学和生态文明，具有极大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和”在社会秩序上就是反对两极分化，消弭由此而带来的社会鸿沟，建立公平与公正的政治秩序。这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也有巨大意义，就是要逐步消除贫富的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和”在国际关系上，就是《尚书》中所说的以德服人的“协和万邦”。

中国文化所推崇的“中和”对于缓和当今世界的冲突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西方文化的思维路向是二元对立：上帝和魔鬼，感性和理性，灵魂与肉体等二元概念都是处于激烈的、永恒对立的状态之中的。而中国的文化精神则是以和为贵，以“协和万邦”为处理与他国关系的准则。我们惊讶地发现，甚至在汉唐盛世，“和亲”政策在相当长时间里也是处理与异国关系的最优选项，这就是昭君出塞与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即使是以暴君着称的秦始皇也不是向外扩张性的侵略，而是要加修长城以防御外来侵略。因此，中国国土的扩大，更多是以和的形式同化侵略者。习近平主席最近指出“中华民族血液中没有侵略基因”，这非常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事实。因此，与那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路向所导致的炮舰政策相比，以二元中和的思维路向所产生的“协和万邦”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对于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更有和平意义。如果将来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甚至在人均GDP方面也名列世界前茅，成为世界上最繁荣富强的国家，那么，一个“协和万邦”的绿色的和平星球，才是中国梦的真正实现，并且会使世界文明得以提升。

（本文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