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接连读到几篇批评文艺批评的文章，大前提是说，目前的文艺批评很不好。小前提，总结一下，无非是讲，批评要有尊严，批评主体要把批评当做事业来干；批评家会上说批评如何不如人意，但会下仍是老一套，才不管他本人刚才还指责的那些不足呢，如此等等。

单独浏览这些好心人的文章，觉得似乎也有道理。没有尊严的批评，那不直接就是看人眼色行事吗？不把批评当事业看待的批评文章，不也容易变成想起一出就是一出的逢场作戏吗？会上咬牙切齿批评别人如何如何不好，会下自己又每每就犯，这样的批评者细想起来也不在少数。对诸如此类现象的批评当然重要，可问题是，我们所谓当前文艺批评的不足，是通过什么判断出来的？为什么有会上会下截然有别的话语系统呢？难道，在现在的文艺批评中，有那么一种倾向，只负责教诲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文章并不认真加以约束吗？

如果是，我想再重拾老话题，先弄明白我们所谓不好的文艺批评的基数，然后才能做有效的诊断。否则，这种周期性的车轱辘话听着实在让人犯懵。

在日前的一次主要由青年批评家构成的论坛上，主题发言者多达数十人；涉及面也极广，几乎包括了文艺的所有门类；谈的问题当然也极其集中，差不多都在谈论文艺批评的不如人意。也是在这个论坛上，首场被邀请来传经送宝、勉励青年人的资深批评家们，不约而同以某省作协办的一份文学批评刊物作为反面证据，说明目前青年批评家的状况，其核心问题也引起了我的格外注意。

以这个颇富代表性的话语现场为基础，我想就局限当今文艺批评现状的四个问题做一个梳理。我的归纳如下：

第一，批评是否该考虑走出自我经验规定性的问题。无论青年批评家的主题发言，还是资深批评家的论据论证，我强烈感受到，自我经验其实已经变成了制约批评家表达文艺思想的一个首要障碍。不错，个体化，或者个性化表达，是使“70后”“80后”整体被批评界注意的一个理论分界，但是也是使青年批评家整体沦陷的一个重要的观念误区。应该说，这个文艺观念，被集体性提出并书写，的确有助于发现文艺创作上的某些坚硬的问题和现象，比如，文艺不把个体人的处境放在眼里，不把日常生活列入艺术中心来考量等等。然而，当社会急剧转型、经济迅速发展，甚至当社会内部的阶层断裂早已发生、价值错位已经横亘在人们面前时，个体或个性化理论视角，实际上已经成了蛊惑阶层断裂、强化价值错位的一个理论武器了。就是说，自我经验的理论能量其实已经被滥用了。这个时候，如果还是形形色色、各执己见的个人视角、个人经验，毫不含糊，由此构成的批评话语肯定是破碎的和散乱的，也就不可能指向作为群体存在的社会阶层，和作为力求达成共识、取消差异的价值共同体而有效言说现实的整体力量存在。如果不走出自我经验，批评似乎就只能是无效的自我饶舌，其结果是谁也听不懂对方，谁也不愿听懂对方——因为，持己见，曾被理论所宽容。

第二，批评是否该考虑走出学科规定性的问题。我前面提到过，一些资深批评家之所以有底气以某一个刊物及其作者发难整个青年批评，一个重要判断便是，这个刊物及其集结起来的青年作者，形成了某种批评的学科化论评模式。就是从题目到行文结构，无不弥漫着“新世纪”，乃至于新世纪之下的“身体写作”“女性写作”“农民工写作”“边缘写作”“民间写作”“地缘写作”等等。历史意识和社会学视野，基本上被这些无限分解下去的所谓学科内合法性知识阻断了，公共知识情怀也罢，人道主义诉求也罢，仅仅作为学科梳理过程中的一个华丽技术而存在。难怪资深批评家会毫无顾虑地“一揽子打死”。熟悉当代批评史的人大概不会不知道，正是他们——“50后”或“60后”，掀起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文艺批评的热潮，并且所讨论问题也绝不仅限于文艺的事实。至少，他们的批评文字中，最大的亮点，或者说还能被人们不断记忆的地方，肯定是对整个社会文化现状的描述和批判，对于具体文艺细节的把玩和涵咏功夫倒还在其次，这也是他们那一代人引以为豪的地方——有命名时代的能力，也有把握乃至论述时代的方法论。而这一点，正是今天学科化青年批评所欠缺的致命之处，知识很多，信息量也很大，就是没有切肤的时代感和命运痛感。

第三，批评是否该考虑走出知识规定性的问题。近读一学者的秦汉魏晋南北朝书信研究，我曾表达了自己的切实感受。觉得他实际上是想把古代人文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知识生活、政治生活和心性追求，乃至于主体性感知的意义生活五位一体，融会贯通于一身，从书信这个私人生活载体突破，试图超越以文论文、以艺术论艺术、以审美论审美、以日常论日常，甚至于以知识规定性为文的藩篱，而是用翔实的论证、大胆的跨学科追问，求索大文学的可能性。对古人书信的研究之所以能达到如此效果，在于该学者有穿越具体古代文学理论知识的自觉意识，而今天的青年批评家则没有。非但没有，反而更希望自己的当代文艺批评，能够尽可能具有所属艺术门类的学科知识——更规范、更学术、更术语化。不言而喻，这样的批评，是当前学历化教育的产物。论述一大堆现象、征引若干理论流派知识，其结果就是为了把论文写得更像论文而已。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说：“在文化研究学者中，身体成了极其时髦的话题，不过它通常是充满淫欲的身体，而不是食不果腹的身体。让人有强烈兴趣的是交媾的身体，而不是劳作的身体。言语温软的中产阶级学生在图书馆里扎堆用功，研究诸如吸血鬼、剜眼、人形机器人和色情电影这样一些耸人听闻的题目。”信然。

第四，批评是否该考虑走出迎合意识形态规定性的问题。这一点当然很难，但唯其难，才有必要从心底里警觉。诚然，“意识形态规定性”，也许并非某个个体所能走出的，因为“纯文学”本来也并不绝缘于意识形态，“去政治化”也可能是另一意识形态规定性。不过，当我们对文艺批评的指责，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以至于到了指责仅仅是某种周期性的例行作业之时，以至于指责有可能变成某种话语消费，引发批评的终极性危机的时候，人文知识分子本身的话语依附性就难逃其咎。就文艺的人民性而言，一个简单的辩证法不要忘了，凡文艺作品，肯定都是具有人民性的，几乎所有的文艺创作，说到底，也都冲着最终的和谐、正能量而去，问题不过在于反映了哪种不和谐因素，或哪种负能量的问题。但如果不和谐因素大到屏蔽和谐因素的程度，负能量强到消解正能量的地步，批评只能首先针对不和谐因素和负能量信息，并且以严肃的学理态度，表达对这种普遍性人文现状的忧虑和忧患。否则，盲目的、跟风式的话语，反而会埋下虚假的种子。

自然，对我而言，今天还要重检这个旧话题，并且非要归纳出这四个“走出”，是因为，在我读到新近的批评之批评的文章之前，我已经以两部书的容量（《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和《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还包括几则单篇文章，繁复地论述过这个问题。因为较熟悉这一话语生产流水线的缘故，觉得近来见于报章的这些好心人的文章，实在既没有深入目前的现状，又没有什么具体的及物性，显得空洞和无趣。另外，所谓尊严、独立性和批评家的口是心非（实指批评的跑偏）之类，也实在抽象得很，方法上也并不具有改进目前批评生态的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