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喜欢余秋雨的散文，因为他的文笔流畅，文风朴实，内容丰富，格调博雅，让人读起来如同行云流水，颇感自然亲切，无论是《文化苦旅》、《霜冷长河》，还是《行者无疆》、《千年一叹》，莫不是这样。新近与读者见面的《何谓文化》，同样仍是如此。

在《何谓文化》中，余秋雨先生从学理、生命、文明、古典四个方面，对文化的内涵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在“学理的回答”中，他通过对中国文化现状的溯源、分析，解答了文化是什么、文化的根本目标以及中国文化的特点；在“生命的回答”中，他通过追述与谢晋、巴金、黄佐临、白先勇、余光中、林怀民等文化巨匠的交往经历，揭示了“文化是高尚品质”的内涵；在“大地的回答”中，他通过自己应邀为秦长城、炎帝碑、法门寺等撰写的碑记，告诉人们“公众文本”对弘扬文化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回答”中，他通过今译《心经》、《离骚》、《逍遥游》、《赤壁赋》四篇古文，为人们诠释了古今文思之通、古今诗情之通、古今哲理之通的人文思想。四个组成部分看似内容不甚相关，实则筋骨紧密相连，这就是文化高尚的精神追求。

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且又颇具多样性和复杂性，要为它严格和精确定义，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古今中外，有很多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都曾试图努力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一个概念能够得到普遍公认。秋雨先生为文化下的定义是：“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我虽然很崇拜秋雨先生，但对他为文化的定义却不完全赞同，因为他的定义未能道明文化的原始本义。人们学习文化是为了追求健康向上的幸福生活，人们传播文化同样是为了让社会向善、向好、向上，也就是秋雨先生所说的，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虽然文化时常被肮脏、邪恶、私欲、御用所利用，但那不是文化的原始本义。因此，我以为，秋雨先生对文化的定义不够全面，应当再加上“文化是健康向上的精神追求”这样一句话，如此，文化的定义才能算是恰切和完整。

如果说向善、向好、向上是文化的原始本义，那么，与之相反的虚假、空洞、奉迎、恶趣、媚俗等，则就是伪文化。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从某种角度说，其实就是文化与伪文化的斗争史。正义随邪恶而生，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文化与伪文化共存，没有交锋就没有发展，这是浅显而又通俗的道理，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成长于五四运动中的文化老人巴金，前半生做的两件事是“反封建、争人道”，后半生所做的两件事是“斥棍子、讲真话”，终其一生都是在与伪文化作斗争。在《何谓文化》中，秋雨先生叙述了十多年前媒体对他“围剿”的那段是非恩怨。虽然当初他曾说过对那些诽谤非常不屑，但从文中却也表露出了他的耿耿于怀。其实，秋雨先生本就应该对那些“围剿”耿耿于怀，因为，这是文化与伪文化的交锋，退避三舍就是对文化的亵渎。当然，在当下的中国，交锋需要寻求时机，斗争需要讲求手段，不然便会适得其反。记得当初媒体对秋雨先生的“围剿”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咬文嚼字质疑秋雨先生文化水平，二是说秋雨先生“文革”中曾为极“左”写过文章。“围剿”之事如今已过去十多年，如今回过头来再看，当初的“围剿”实在是荒谬可笑。一来秋雨先生文化使者的水平和身份如今已经被绝大多数人所认可；二来秋雨先生在“文革”中，即使奉命写过几篇应差文章，也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今天看来，如果说当初那几个“批余专业户”是别有用心的话，那么，多数媒体只是为了吸人眼球的凑热闹。当然，我不太赞成秋雨先生用“报应说”来结论那几个“批余专业户”，但我相信歌德说过的那句至理名言：“不懂得尊重卓越人物，乃是人格的渺小。”

城市文化是城市魅力的根本所在。如今，注重城市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多数城市的共识。但是，如何建设城市文化，在很多城市普遍都存在着注重发掘本地古人、忽视融于自然环境，重视重建文化遗迹、忽视文化传统传承，重视推出地方特色、忽视人文公共空间的情况。在《何谓文化》中，秋雨先生在指出了上述不足之后，开出了注重“公共审美”和培养“集体礼仪”的“药方”。公共审美乃民主意识，集体礼仪乃道德风尚。建筑文化、设施文化、街道文化是公共审美的重要内容，是城市文化的参考坐标。高楼大厦并非文化特色，并非越多越好。它或许是“政绩”的参考坐标，但绝对难以被公共审美所接受。五颜六色也并非绚丽多彩就好，关键还要看能与自然环境相和谐。和谐生辉，炫目生迷，文化气质不是长官意志，而是融于法律、融于自然、融于知书达理的道德风尚。

文化是健康向上的精神追求，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这是《何谓文化》告诉我们的真谛。牢记这个真谛，是为了让文人们守望良知，莫忘文化的原始本义，莫忘自己的社会责任。

文/杨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