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的趋势，使各民族文学的本土性成为作家焦虑的问题。本土性、民族性是与全球化、现代性相对的概念。所谓文学本土性，是指文学内容与形式与其所产生的本土的现实关联性以及本土文学的独特个性。我国五四新文学无论是精神面貌还是文学形式，都极大地区别于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学，新文学以来的中国小说的观念、叙事方式、场景营造等，很多都来自对西方小说的“横”的移植，而非对中国传统小说的“纵”的继承(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赵树理、汪曾祺和阿城)。这种“横”的移植终究还要和“纵”的继承相结合，才能使之根深而叶茂。

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讲中，特别谈到他的小说从民间说书以及他的山东老乡蒲松龄的鬼怪故事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他说，“《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莫言的演讲似乎在提醒我们：也许真的到了重新打量本土文学传统和资源的时候了。

中国传统小说植根于乡野闾巷。在中国传统文体分类中，最高贵的是文，其次是诗，诗文是文人士大夫的专利文体，而戏曲、小说尤其是古典白话小说，则更多地与下层百姓同呼吸共命运。嘈杂、贫困的乡野闾巷，是故事的集散地，是生活细节的稠密地带，也是古典白话小说生长的沃土。如果说早期古典白话小说主要出自于说书人之口，内容尚不离史传，而至晚从《金瓶梅》开始，充满着家长里短生活细节的白话小说便主要出自低等文人或不第文人之手。小说运用平民百姓的口语，在诗文早已占定的范围之外，为百姓找到了幅员更为辽阔的新天地，以及表达他们内心渴望的新方式。小说更多采用中国绘画熟稔的散点透视法：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中心，远观以后才发现处处都是中心。较之于西方小说强调逻辑性的叙述以及对理性的过分依赖，这种纯然中国式的叙事方式能够更加有效、更加轻松自如地展现本土化的生活。

中国传统小说的精神，是较为彻底的世俗性。即使是对鬼神的细致描写(比如《西游记》、《封神榜》)，也仅仅是凡间人世的投影，本意原不在仙界，而在对人世的劝诫。借助中国式的叙事方法，传统小说在落实人伦秩序、善和德性方面，得到了完好的实现。中国传统小说可能缺少西方小说中的崇高感和悲剧性，但其中人伦的温暖，人性固有的卑劣对人本身造成的伤害、对德性和善构成的威胁，却刻画得入木三分。中国古典小说和中国其他艺术体式一样，更关注“善”而不是“真”。善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主要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美甚至只是善的附带产物。所谓“劝善惩恶”，恶不仅是善的对立面，还是善必须化解或征服的对象。“改恶从善，善莫大焉”不仅是古典中国的伦理观，也完全可以当作中国传统小说精神的真实写照。直至所谓“十恶不赦”——实在不行，才以小说家的笔诛而灭之。

钱钟书说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意思是说，古往今来，所有种族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相同的问题、难题和主题。所谓民族性，是由于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造成的处理相同问题、难题和主题的不同方式以及应对机制。使用与本民族之心性最相匹配的叙事方式和技巧，或许更能消化、反刍中国的乡野闾巷制造出来的生活细节，更能从对生活细节的拣拾中，透视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古典小说早已发明了一整套处理中国人生活细节的观念、叙事方式、语调、色彩等等，只需恰当的现代转型，就能胜任今天的文学书写。从这一点来说，古典性就是现代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传统并没有过时，全在于我们对它采取何种态度。

就小说而言，如果能从本土资源中，找到为我们所独具的元素，运用到当代小说的写作中，就算得上我们为世界文学做出了贡献。当下中国正遭遇三千年来前所未有之大变化，生产着无数令人感动、感慨、感伤的生活细节。而现代小说观念、叙事方式，已经被证明能有效表达中国的故事，如果再加上来自本土的技法和叙事风格，我们的小说家便真正是如虎添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