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提升，既是中国梦的目标因素，也是其条件因素。中国梦的实现，归根到底靠的是广大劳动者、基层百姓普遍的追梦行动，而最接近百姓本真存在的日常活动，直接受着日常生活观念的引导和影响，由此可以说，中国梦实现的基础离不开日常生活文化的提升。

日常生活文化提升的必要性

我们知道，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从百姓的角度看，百姓幸福、人人幸福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奔“小家”幸福，离不开“大家”幸福。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梦呼唤的日常生活文化，就不仅仅是“感性文化”，即直接源于自己感性需要的欲望、表层观念；她又呼唤“理性文化”，即经理性反思，指向自己整体和长远需要的，指向个人、民族、国家统一利益的理性、深层观念；她还呼唤“信仰文化”，即经超越性体悟，指向由“信服”而“仰视” ，指向至上目标、“共同理想”的超越性的心灵状态。

同时，中国梦也是百姓的幸福梦，后者的内涵不是固定的，是可发展的，进而幸福的主体也是可成长的。因此，中国梦呼唤着日常生活文化的可发展性，即由表层文化不断地向深层文化递进的性质。概而言之，中国梦呼唤着的是立体性的、可发展的日常生活文化。

现实日常生活文化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转型，中国日常生活文化也在转型。应该说日常生活文化有了空前的进步，无论内容还是形式，日常生活文化日益多元、丰富，消费性、娱乐性、休闲性、审美性都明显强化。但毋庸讳言，日常生活文化日益凸显出我们不容忽视的问题。

问题主要是日常生活文化的“平面化”。社会快速转型，犹如高速列车快速转弯，人们来不及做深层的理性思考，急于应付眼前的问题。商品化、快节奏，再加上大众文化如鲍德里亚所说的“社会规训”，人们的日常观念在自觉不自觉中被“拉平”了、“平面化”了，“感性文化”风靡一时。日常生活文化的的这种“平面化”呈现出三个特征：

其一是类型化。这里正如美国后现代理论家杰姆逊所说的西方消费社会的“消费类型”，人们的消费欲求被类型化了，人们通过商品经济剪刀的“裁剪”和大众文化“消费偶像”的示范，被“类型化”出标准的形象模式、风格化的生活设计、理想爱情和标准的生活模式等等。类型化，实际上引导的是单一和趋同，它终归只是在“感性文化”的平面里打转。

其二是世俗化。表现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逐利、享乐和感官娱乐津津乐道，深层哲理性思考被边缘化，对爱情、家庭、社区现实和未来责任感弃权式的自我放纵，甘于平庸，对深沉、理性、信仰调侃和嘲讽。世俗化的日常观念和情绪，尽管令人眼花缭乱，但还是停留在眼前的生活圈子，局限于“感性文化”的平面。

第三是虚幻化。日常生活追求中无论“一夜暴富”，还是“高富帅”等等，正如德国哲学家威尔什提出的，在消费社会，生活的审美化使“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趋向于审美的倾向”，而由此带来的是脱离实际生活种种艰辛和困难的，“虚拟性和可模拟化”的美好神话。这种虚幻的“肥皂泡”，一经落入现实生活，便会破灭，它与理性、理想、信仰的走向实际上是南辕北辙。

显然，包含着刺激、粗糙、感性等因素的日常生活文化的平面化，它的实质是“唤醒欲望、激活欲望”，而且是满足和停留于欲望，显然，如果不经成长和提升，这种文化很难适应中国梦对日常生活文化立体性和可发展性的内在要求。

日常生活文化的提升路径

如此看来，适应中国梦的内在要求，日常生活文化提升的指向可以是感性文化→理性文化→信仰文化。至于日常生活文化提升的主要路径，我们应当积极探索，当下，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众文化担责。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消费社会”的“逻辑”，不能纯粹“商品化”，既要利用商品运作的规律，又要发挥“中国道路”的优势，大众文化既要承担丰富日常生活文化的职责，又要担当提升日常生活文化的责任。其中，“媒介人”首当其冲，其在创造日常生活新的欲求、新的价值观上，在引领日常生活理性思考和判断上，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二是学术研究介入。支撑中国梦实现的中国特色的日常生活文化提升，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日常生活文化，是中国梦大厦的基础，学术研究不应该远离或漠视日常生活文化领域。日常生活文化适应中国梦内在要求的演变规律，新时期大众文化教育、教化功能发挥的应然机制，日常百姓文化批判、文化反思精神乃至文化自觉的成长和培养等等，都需要学术研究积极介入，需要学者的自觉努力、积极探索。

三是主流文教渗透。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可以更多关注日常生活文化建设。日常生活文化涉及到所有人，它的主体是大众，它是文化的面积广大的汪洋大海。主流文化注重对日常生活文化的渗透，既有利于主流文化的价值实现和效用提高，也有利于日常生活文化的提升。而且，可以将有利于日常生活文化提升的内容和活动适度纳入各级各类教育活动中，促进当下和未来百姓的日常生活文化素养提升。

四是制度提供保障。日常生活文化的提升，单靠教化和引导是不够的。因为日常生活文化的提升离不开交往，正如学者鲁鹏所说，“交往既包含冲突，又包含合作，冲突产生制度的必要性，合作产生制度的可能性，制度存在的理由，即在于规范人的行为、调节人的关系，把冲突限制在一定秩序的范围内”。因此，我们需要逐步摸索和建构一套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相应机制，包括诸如日常生活文化介入、交流、培训、志愿服务、评价、评优、奖励等法律、规章、规定、公约的制定、改进、完善和实施，来激励和保障百姓日常生活文化精神成长和提升的积极性，巩固百姓日常生活文化精神成长和提升的成果，在百姓日常生活文化精神的持续成长和提升中，夯实中国梦实现的日常生活文化支撑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