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以西方社会为主导的现代文明的知识体系中，通常以彰显自我，强调个体主义，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比如哲学中的自私的人、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法律中的利益人等假设。不少思想家和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但是一直缺乏有力的知识论证。第62届美国人类学会主席、着名华人学者许烺光，在对东方社会文化心理深刻洞察的基础上，提出以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和“心理社会均衡”为依据，进行大规模文明社会的比较研究，这是继韦伯、汤因比之后自成一家、影响广泛的文明社会研究方法的突破，对当代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艺术学、心理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许烺光一生以英文着述为主，他的理论在国内并不为人熟知。本报在此刊发一组文章，旨在扼要介绍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在相关领域的具体运用，以飨读者。

我们常说，人是宇宙中最复杂的存在。“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 卢梭在200多年前说过的这句话，在所谓“知识爆炸”的今天仍不过时。东方哲学把人看做一个“心物交互多维动态平衡体”，但目前主流社会科学对人的把握存在着重大缺陷。第一，它把整体人分割成一块一块的：政治的、经济的、心理的、社会的，而且有分割越来越细的趋势。然而，人这个整体不是局部的相加之和，“大象尾巴学”无论怎样精细，都无法得出大象整体的认识。第二，现代社会科学将“人心”“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剔除，经济学、现代社会交换理论、博弈论以及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等，均基于“经济人”假设，即假定人是自利的，并都能做出理性选择。这种研究取向把人看作一个机械装置，给出刺激A，必有反应B。但人的行为不完全是理性的，而是受心灵和情感左右，若冻结这些因素，对人的知识就变成了机器人的程序。第三，人的存在是一种系统，是一种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场”，而现代社会科学趋于把人还原成单个的原子，这种做法或可比作沙粒研究取向。这几个取向是把人这个复杂行为体大大地简化了，这样做虽然有时能得出简洁优美的“科学”结论，却无法真正把握人。

能不能找到一种模型，使得整体把握人这个“心物交互多维动态平衡体”在学理上变得可以操作？“心理文化学”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

心理文化学从心理人类学分离而来，是以许烺光倡导的心理与文化相结合的视角和方法从事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学问。它有两个核心概念：“基本人际状态”和“心理社会均衡”。“基本人际状态”是“人的系统”。人的存在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系统，是一个“场”，这个“场”由内而外共分八层（分别是无意识、前意识、限表意识、可表意识、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作用的社会关系与文化、远离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外部世界）。个体人与亲密圈子（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层）所组成动态平衡系统，就是“基本人际状态”，它也是中国文化中“人”的概念。基本人际状态可从四个维度，即集团、交换、情感控制和自我认知来把握。基本人际状态有不同类型，人类文明或可看做人类在两大类型的基本人际状态下玩出来的游戏：一类是在“个人”系统下玩出来的，玩者是“个体”；另一类是在“间人”系统下玩出来的，玩者是一种“关系体”。这两大类基本人际状态又各分为若干亚类型，像中国、印度、日本这样的大规模文明社会，其基本人际状态都不是“个人”，而是“间人”。基本人际状态的类型可比之为人的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亚种”，正如滇金丝猴与恒河猴之不同。现在的主流社会科学主要基于西方个人社会之经验，而“个人”只是基本人际状态的一种特殊形式，这是主流社会科学的局限性之所在。

心理文化学的另一核心概念是“心理社会均衡”，此概念牵涉人的行为动机。从人的某种单一欲望来解释人的行为动机在西方有悠久的历史，从卡尔·马克思“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的看法，到弗洛伊德的“性趋力是包括政治、科学、艺术、宗教活动在内的各种各样活动的本源动力”的表述，再到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派对国家行为体“利益”和“权力”动机的强调，都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看法与西方的“个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有关：由于在这种状态下人的生活较趋近人的生物性基础，故趋于从个体的某种欲望和利益寻找人行为的基本动机。“心理社会均衡”概念则把人的行为动机理解成一个个体为获得安全、地位、交往等多项要求的满足而与“生命包”中的人、物以及文化规范互动的过程，人们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只是这个动态均衡过程的一部分。不同的基本人际状态类型给个体带来不同的安全感，因而个体有不同的心理社会均衡模式和行为模式。

这两个概念从根本上动摇了现代主流社会科学对人的假设，故是对以个体主义研究方法为特点、以追求普遍法则为己任的现代主流社会科学的解构。在这一视角下，可以重新审视许多问题。例如，这次四川芦山发生地震，对灾民的心理辅导和治疗再度被提起。但根据以往（如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的经验，一些搞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人满怀热情地跑到灾区工作，但发现他们并不怎么受欢迎，故灾区有“防火防盗防心理医生”之极端说法。为什么？很大原因是方法有问题。心理分析和心理治疗源于西方个人社会，在将这种方法引入中国后，因缺乏中国文化根基，缺乏对中国人心理特点的了解，生搬硬套，对人常产生二次伤害。从心理文化学的角度看，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是“伦人”（它是“间人”的一种亚类型），这种类型的特点是：个体有一个稳定的交往圈子，由父母等近亲以及好友构成“生命包”稳定内容，个人与他们频频交往，相互依赖，关系密切，吸引了个体的大部注意力，由此获得情感慰藉，而无需借助诸如偶像等外物就能保持心理社会均衡。中国人心里有了烦闷，不喜欢对陌生人讲，一不进教堂，二不看心理医生，而是找“生命包”中的人（家人、“哥儿们”或“闺蜜”）倾诉，或者在死去父母的丧礼、墓地上哭诉一番。对于在地震中失去亲人、失去家园的中国人，好友之间的聊天、有相同遭遇的人相互慰藉，要比陌生人的所谓辅导有效得多。其实不仅内地中国人不愿接受心理治疗，台湾、香港人也是这样。因此，中国人不喜欢找心理医生并不是因为中国人脑子不开窍，而是其基本人际状态中有能够替代心理医生的设计，这就像健康人不需要氧气瓶、心脏支架一样。当然，这并非说中国人不需要心理辅导之类，健康人也有生病的时候，而是说从心理文化学的角度看，需要认真研究中国人心理文化的特点，开发出适合中国人的心理治疗方法，以适应中国的文化风土。

心理文化学的分析范式和视角还可以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现在的主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学派）也是基于“经济人”假设，得出国家追求利益和权力不可避免，并以此判断未来中国强盛必将威胁世界。这种理论说到底是西方个人社会的经验，因而用于解释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非西方国家的行为并不灵验。心理文化学强调，基本人际状态不仅影响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影响到国家行为体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和外交政策模式。现代国际秩序起源于西方个人社会，当今事实上起作用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两个原理——利益和强力——与“个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密切相关。像中国这样的建立在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基本人际状态之上的非西方文明体，本有其自身的对外部世界的行为模式，只是近代以来才被迫学习现代国际规则。中国人稳定的基本人际状态决定了中国文明体内敛、温和、保守的性质，因此判断未来中国是否威胁世界，从中国文明体自身的性质而不是根据现代国际秩序经验来把握，更符合实际。

心理文化学产生于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之下，它凝结着中国新一代学者对中国文化内核以及中国文明经验的学理性思考。中国最近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任务，文化强国要有理论创新，而创新就需要新的理论框架和新的研究工具。心理文化学这种从根源上质疑现代社会科学、寻求新研究范式的探索，或可称为一种对原学问的追求。它的终极目的不是要把社会科学理论“本土化”，而是要创造一种更具解释力的话语空间，此空间类似某种可运行不同系统的电脑操作平台，各种基本人际状态下的“游戏”皆可放在这个平台上运行，而无需再把“拔河”的游戏规则放在“抢椅子”游戏系统中检视。只有这样，将中国的文明经验进行学理性提升才有可能。

释义：LOGO中心为中国甲骨文“人”字变形，意即“人”（基本人际状态）是心理文化学的核心范式。两个同心圆代表人是一个由内而外不同层次构成的“场”，一个“心物交互多维动态平衡体”。Jen是汉字“人”的威妥玛式拼音，许烺光最早在英语文献中将其作为一个研究工具，并建议用它取代“人格”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