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的文化发展理念与“新文化时代”

党的十八大报告有专节论述了文化建设，题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建设文化强国，“报告”一方面通过必须坚持的方向、方针和原则来指明发展的道路，一方面也通过必然实施的深化、发扬和开创举措来强调建设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了抓住抓实这个“关键”，“报告”明确提出要“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报告”论述文化建设专节中的4个部分，即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正是“文化作用”4个关键词的具体展开。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目标。《决定》把“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视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着眼于“两个推动”和“一个开创”：即推动“先进文化”深入人心和“两个文明”全面发展，通过“两个推动”进而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这个“新局面”作为我们文化建设的愿景，是通过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来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正是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认识基础上，我们才屡屡申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个“血脉”和“精神家园”，是前述通过“两个推动”实现“一个开创”的“新局面”。为了不断开创这样一个“新局面”，自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就“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树立和落实新的文化发展理念”。我们文化发展理念的创新，包括文化地位和作用、文化发展方向、文化发展目的、文化发展动力、文化发展思路、文化发展格局、文化发展战略、文化发展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8个方面。这些新的文化发展理念的全面树立和逐步落实，为我们的文化发展带来一种新气象和一个新境界，因而有学者认为我们正步入一个“新文化时代”。

二、“文化经济”与“文化科技”的互动共建

这个“新文化时代”是一个不同于呼唤“德先生”“赛先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这是一个告别“运动文化”而进入常态文化运动的时代，这是一个真正的“群众运动”（或者说“群众选择”）而非“运动群众”的时代。有学者认为这个“新文化时代”就其功能和结构而言，是一个“文化经济”与“文化科技”互动共建的时代。经济是基础而文化是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所谓“文化经济”时代，笔者理解是“经济对文化的决定作用”大大胜出“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的时代。同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文化则积淀为某种生产关系和规制形态，所谓“文化科技”时代，笔者理解是“生产力将突破规制形态、重构生产关系”的时代。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作为“新的文化发展理念”中的“文化发展动力”，为什么集中表述为“要坚持改革创新和科技进步，破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个表述见于李长春同志发表于2008年的署名文章，文章说：“改革创新和科技进步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必须在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同时，大力推进各方面的创新。”这个“各方面”在文章中强调了五方面：一是要加快建立以文化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文化创新体系……以企业为纽带推动文化在与市场、科技和产业的结合中不断创新；二是要适应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新特点和审美情趣的新变化，不断推进文化内容形式的创新，推动不同艺术门类和文化活动的相互融合；三是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资源，改造传统文化产业，催生新的文化业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文化博览、动漫游戏、数字传输的新兴产业；四是要实施重大文化工程，调集各方面力量，整合优势资源，改造传统文化产业，集聚各领域最新创作理念和创作方法，以项目为平台带动文化创新；五是要鼓励探索与市场接轨的商业模式，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内容集成、加工、制作、传播的生产机制，打造有自主知识产权、有市场影响的文化品牌，满足群众的现实文化需求，引导和开发群众的潜在文化需求。

我们之所以较为完整地引述李长春同志的这一论述，是因为上述需要大力推进的五方面的创新，正是我们步入“新文化时代”需要着力抓住抓实的建设举措；同时，这五方面的创新也构成了“新文化时代”的本体特征，即“文化经济”与“文化科技”互动共建的时代特征。正视这个“新文化时代”的本体特征，不是不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而是要正确把握我们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文化经济”与“文化科技”互动共建的特征，一是让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充分认识到经济基础的“第一性”及其对文化这一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二是让我们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定位，借助科技“第一生产力”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文化建设由“大”变“强”的关键举措；三是让我们理解“不争论”“空谈误国”的发展策略，求真务实地滋润民生、团聚民气、激发民力，实现“中国梦”。

三、“新文化时代”需要“文化强市建设”的自觉

 在这样一个“新文化时代”来讨论“文化强市建设”，是一个既有针对性又有前瞻性的话题。事实上，关于“文化强省建设”的自励也要落实为“文化强市建设”的自觉。在人类发展史上，城市是迥异于乡村的社会形态。在我们这个以农为本的国度，城市更可视为乡村社会的集聚、扩张、建构和提升。相对于乡村社会而言，城市有着更为庞大的人口流动和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也因此生成着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更为包容的人文精神。城市精神就其本质而言，是流动中的融通和包容中的凝聚。在任何时代，城市都是起一种主导作用、向导作用和领导作用的社会形态。之所以能发挥上述作用，在于它的诉求汇聚和价值凝聚过程，这一过程其实也是“城市化”的本质。在笔者看来，城市文化在其本质上是淡化并漠视地域特征的。某些城市在一定时期呈现的地域性特征，其实也是整合了更多“小地域”而形成的“大区域”特征，并且它还在更大的区域流动、融通、包容和凝聚中被“去地域化”。这是由城市的文化功能，也是由城市的发展驱动所决定的，这就是城市的宏大发展目标为什么总会加上“国际化的”定语。

建设文化强市，与许多地方提出“建设文化强省”一样，是认为自己既有的文化资源够“大”而不够“强”。有些地方文化资源既不够“大”且在短时期内也够不着“强”，则提出“建设文化名省”的口号。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我国是文明古国，是文化资源大国，但还算不上文化强国。迫切需要加快建设与我国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文化资源相匹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相适应、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李长春同志语）。这其实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建设在上述三大方面目前还是不相匹配、不相适应和不相承接的，特别是后两个方面，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目标，尤为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在笔者看来，“建设文化强国”需要高度重视文化在“强国”建设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并实现怎样的效用。为了实现上述“相匹配”“相适应”和“相承接”，我们文化建设的由“大”而“强”，不仅需要“创新驱动”而且需要“转型发展”。文化建设的“转型发展”，不仅仅是强调文化产业对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当作出的贡献，还需要在促进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进程中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笔者以为，这其实是我们在“新文化时代”建设“文化强市”一项带有根本性的任务。纵览当今世界的“强国”，一是强在经济，二是强在科技（与之相关也需强在军事），当今世界的“文化列强”，也主要是强在“文化经济”和“文化科技”。这说明我们建设“文化强市”必须把握“新文化时代”的文化消费需求和文化发展动力，必须有“文化经济”与“文化科技”互动共建的自觉。

四、聚焦“城镇化”是发展文化经济的“文化先觉”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预言：美国的新技术革命和中国的城镇化，是21世纪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支撑“新文化时代”的文化经济与文化科技，就其根本而言其实就是“文化经济”（“文化科技”力量的驱动在更深层面上也维系于“文化经济”），而在中国当下的发展中就在于聚焦“城镇化”。马凯同志曾指出：“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现代化是依托工业化、城镇化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使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工业化、现代化相适应，着力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和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得到优化，城镇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得到完善，以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推动小康社会建设。”请注意，我国到2020年的发展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文化强市”建设的一个切实目标和必经阶段是实现“文化小康”。

马凯同志指出：“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我们“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立脚点”的当代文化建设，无疑也应视“文化内需”为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事实上，“城镇化”不仅是经济发展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之所在，也必然具有文化发展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扩大文化内需，就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就要适应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新特点和审美情趣的新变化，就要集聚各领域最新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方法，就要打造有自主知识产权、有市场影响的文化品牌。我们一直讲“文化自觉”，还有文化人强调要有“文化先觉”，上述“扩大文化内需”所应致力的4个“就要”，笔者以为就体现出当前文化建设的“文化先觉”。这也说明“文化先觉”不是文化智者先天、先验的某种觉察或觉悟，而是对现实的深度审察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趋势的高度感悟。

美国学者弗吉尼亚·波斯特莱尔撰写了《美学的经济》一书，副标题是“美国社会变迁的32个微型观察”。书中引用一位艺术设计学家的话，指出“我们生来——从生物本性而言——就是视觉的、触觉的生物”。波斯特莱尔认为这是世纪之交的一句精辟论述，因为它同时肯定了人的生物特征和美学的力量。他指出，感官与说话、推理能力一样，都是我们的本能，而且它对说话和推理能力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本书认为，21世纪是美学经济的时代，而新美学经济时代的显着标志是多元风格的共存。其实，我们也正是在这一基点上来理解“新文化时代”并把握其“文化经济”的实质的。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树立和落实新的文化发展理念”，不也正是要求“以人为本”吗？在文化建设中不也正是要同时肯定人的生物特征和文化的力量吗？！

五、文化建设的“以人为本”重在“还文于民”

 在谈到文化建设时，我们都特别强调其“以文化人”的功能。就此笔者曾发表过一个看法，认为“以文化人”先要“以人为本”。所谓“以文化人”，化自《易·贲》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实际上是说，要了解人所创造的文化，就要去了解人所创造的整个世界，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力量”体现为一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则呈现为这种活动改造的世界和创造的现实。所谓“以人为本”，在此意味着要不断增强和提升“人的本质力量”及其“对象化”的水准，而这也正是“以文化人”的目标之所在。前些时读到余秋雨的《何谓文化》，他认为，我们今天理解中国文化太注重文化的部门职能、外在方式、积累层面、作品组成、片断享用，而不重视文化的全民性质、精神价值、引导作用、人格构成、集体积淀。这种观点很中肯。如果我们的文化建设不把上述“不重视”加以重视起来，文化强国、文化强市建设就难免南辕北辙。

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任仲平的文章，题为《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文章认为我们正在进行的“文化强国”建设，有两个“长期以来”的文化惯性需要调适。文章指出：“长期以来，各级政府主要靠行政指令来实现对文化企事业的管理，而不是群众需求和市场导向，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还指出：“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认为文化事关意识形态安全，担心文化进入市场后，会改变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这两个“长期以来”其实是基于一种理念，也即后一个“担心”决定了前一个“指令”。文章认为要改变，或者说要终结这两个“长期以来”，就要“让文化走向市场”，因为“让文化走向市场，就是把创造的权利、评价的权利、选择的权利交给人民……就是让实践的检验、群众的检验作为文化发展的标准”，并且“这正是社会主义文化最本质的要求”。

这其实意味着，“新文化时代”凸显的“文化经济”特征及其对科技、产业、消费、市场、贸易等概念的申说，可以高度概括为 “还文于民”。“还文于民”就是前文所说“把创造的权利、评价的权利、选择的权利交给人民”。那么，这个“还文于民”由谁还、怎样还呢？其实是我们文化学者和文化管理者需要“树立和落实新的文化发展理念”。我们正步入的“新文化时代”，的确是一个“文化经济”的时代，它还十分明显地呈现为“文化感官诉求”的时代。这是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文化”是他们通过感官进行沟通的方式。他们之所以关注、谈论并且还生产“文化”，是因为他们需要那些用于愉悦视觉、触觉、情感本能的“文化”。或许是无处不在的感官诉求正变得越来越个性化、俗常化和混搭化，有些文化人认为当前文化存在不少“泛漫化”的乱象。

六、文化建设的“民生取向”与“集成创新”

文化泛漫化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所谓的“文化泛漫化”，体现的是文化向非文化领域的全方面渗透，体现的是非狭义文化行为对“文化”的自我标榜，体现的是“新文化时代”倾注在“文化经济”特征中的“民生取向”。或许关注“民生取向”的文化在当下是一种含“文”量不高的文化，但在某种意义上，笔者倒倾向于视泛漫化的文化为文化多样化的一个有机构成，也倾向于视其为文化转型期的一个必要过渡。这种文化，在文化人看来可能不那么“文化”，但因其深度维系“民生”，成为大众需求文化的一个“进阶”，也成为文化需求大众的一条“通道”。笔者甚至还认为，这是我们倡导“三贴近”、实践“走转改”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回到“新文化时代”的“文化强市”建设，笔者想再谈谈应对“文化泛漫化”现象的一点思考。既然是文化多样化的一个有机构成和文化转型期的一个必要过渡，我们对此要树立积极的、长期的、持续的进行文化建设的理念。首先我们还是应当把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放在文化建设的首位。作为基本文化权益，要看到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往往是其民生需求的一个重要补充，不必因其关涉民生需求而低估其精神追求。其次，我们应当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的积极性。不应视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为“泛漫化”的文化，要引导人民群众在文化创造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第三，我们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化建设要做到“问心无愧”，就要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在这里，核心是“无愧于人民”，是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是把关涉“民生取向”的文化建设成真正的“灵魂工程”。这里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我们文化人要把那类“我是谁”的哲人忧思转移到“我为谁”的大众情怀上来。

最后，还想谈谈“新文化时代”中“文化强市”建设的方法论。我们正在步入的“新文化时代”，从科技对人类社会的高速驱动和深度锲入来说又是一个“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使人们的信息感知、捕捉、分析变得更海量、更繁杂、更相关，这使得我们包括文化建设在内的各方面建设都需有一个强大的主体力量，这个主体力量在“集成创新”的方法论中得以呈现。我们既往较多申说的“继承创新”，类似于对主体“格式化”后再驱动其“建模”，这在信息源较为单一且社会发展较为平缓的时期是切实有效的。但在信息多元汇聚、冲撞激荡、交融变量的时代，“格式化”的主体难以应对甚至难免茫然。纵览中国文化数千年史迹，其实也体现为“继承创新”与“集成创新”的交替进行，而后者更体现为一个全新、全盛变化时代的到来。在这方面，孔子是第一个“集大成者”。

“集成创新”是科技自主创新的一种重要方法，它对主体的要求并非“格式化”后再去“建模”，而是主体听从“问题”这一时代声音的召唤，在解决“问题”的实践中逐步“建模”。可以说，我们当下步入“新文化时代”“大数据时代”“城镇化”进程的文化建设，尤为需要强化“集成创新”的理念，这需要强化4种意识：一是要有自主意识，创新要素与内容的选择服从创新主体解决文化发展问题的需要；二是要有跨界意识，要全面开放创新要素与内容的选择空间，以实现主体选择的最优化；三是要有协同意识，要善于集中智慧、凝聚力量、开放建构、有机整合；四是要有前瞻意识，即不仅要满足群众的现实文化需求，而且要开发其潜在文化需求。如果说，“文化经济”与“文化科技”的互动共建构成“新文化时代”重要的时代特征，那么“民生取向”与“集成创新”就是这个时代文化工作者的“用武”（确切说是“用文”）之地。文化人其实不必讳言“文化经济”。在刚刚举办的第九届深圳文博会中，笔者注意到早些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说法已经为“贸易扬帆，文化远航”所取代，而这正是“新文化时代”的一个重要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