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文化产业建设大潮的影响，参与各类文化发展战略布局谋篇的事情日多。徜徉于国内外城乡时，开始对所遇形形色色文化项目“过敏”，还养成了进行职业欣赏的习惯：比如面对以文化为名行经济之实的现象，喜欢用心理多重换位的方式，来揣摩发起方、投资方、建设方、运营方、消费方的各自不同价值取向，估算并预测按其“文化经济”安身立命的前途跟水准。

曾在一地听说关于用“创古造古”的方式壮大文化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的说法，当时只是感到其逻辑的可笑：“古”是可创可造的吗？作为相对于“今”的概念，各国都用时间距离的标准加以规定：我国将辛亥革命成功的1911年作为标准，以前为古；也有国家用等量推移时间线定古，如距今80年或130年为古。虽然有300年后的社会要将我们称为古人的必然，但将刚刚生产之物立刻当作 “古物”，不仅是对常识的戏弄，更是对历史人文遗存的亵渎。然而未曾料到，这种指鹿为马、使古今迷乱的行为，如今还真成了势头强劲的建设风气。

有幸于某某“古城”小住，通过已有些商业气息的“大衢门”主街，在周边建成而空置的项目或仍然在建的成片工地中反复游走，为如此气派和宏大而觉得开眼的同时，也升腾起有赞有忧的复杂思绪。

一方面感叹当地父母官在发掘乡土文化方面所下的大功夫——这里用一张古色古香的游览图和已有将有的数十个文化内容，便把古代文化、现代文化、乡土文化杂糅混合，再配套新建的天主堂、基督堂、关帝庙、妈祖庙、月老庙等中外宗教民俗，并使十个左右小型特色博物馆（其中六七个已布展）与茶行、药铺、酒坊、饭馆、邮局及酒吧等穿插罗织，共构市井情趣，的确有活化历史地域生活文化的功能。亲历者会从心里肯定建设方在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努力发展特色文化产业上所表现的诚心诚意。

另一方面又颇为决策方贪大求全、执着以“创古造古”铺大摊子所形成的“骑虎之势”而感到忧虑——不长的主街尚有太多空间等待优质文化内容加以填充，尽管实施着数十平方米临街店铺月租仅千元的“引商养商”优惠政策，但在已开放区域仍难以招致足够的商家；有关方面已使出浑身解数，动用包括行政、商业、经济等各种手段，仍不能吸引理想规模的非周边游客总量。主街尚且这般光景，那么，对于大于现开放面积数倍的、早已建好或仍在积极建设的仿古商业设施，会有怎样的前景呢？

二者汇总所占压的资金总额，对比所在地政府的年度财政，一定是个天文数字。它毕竟已经成为、而且将在很长时期中成为政府行政负担上的一大困境。官员可以由于某个 “看起来很美”的项目而升迁，但是出现频率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惊人的“创古、造古”风潮，到底经济效能如何，它给一时一世，给地方、民族和国家从整体上会带来什么？留下什么？是亟须直面回答的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议题。

不能再仅从书生气角度来讨论有钱是用于抢救真文物、还是来制造假古董，也不能止步于道德或知识的层面，以常规介绍干什么和怎么干。因为这些无法阻挡社会继续对“创古造古”功效的玫瑰色幻想。应有更多调研实证和理性分析出台，告知人们如此并非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文化产业道路，并且很有可能是后来跟进者会遭遇的不通之路。

基本依据很简单：先是太多了、不新鲜了，再是若无具有较高水准且具唯一性的内容、难以适应日益见多识广的消费群落。而在太多总量与太少内容之间，还严重缺乏足以掌控如此业态的职业团队。

真假风貌区说到底是已泛滥成灾的文化园区的一种，违反文化发展与文化供求规律的结果只能是劣质文化产业的“尸骨成山”“血流成河”。

因为文化经济从本质上是价值为核、内容为王、科技为体的时尚经济，文化消费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对自己所向往所推崇的某些内容和意义的消费。单纯想用一些早不稀缺、易被替换、雷同模仿的建筑或器物上阵蒙钱，赢得一时都越来越难，赢得长远几无可能。

近日又闻某古都因其书记的铿锵意图，而陷入“千亿造新城”的舆论旋涡之中。虽然之后有部门澄清解释，称此举是从努力引导社会从大片棚户区、众多民生问题欠账的角度出发，希望各界理解该市关于目标愿景的表述。但是结合种种信息透露的迹象，隔过其动机看开封的目标与实现路径，真像是又在酝酿一个“创古造古”的更大手笔。若真是如此，那么要在一个拥有6000多平方公里土地、500万人口的大城市，来实践“复原式陈列、情景式再现”的主张，这可是比当初要重修圆明园的意见“疯狂”几倍的想法。

由此可见，认真而客观地考虑一下“创古造古”合理性究竟有多少的问题，已颇具有紧迫性。走向社会现代化、文化多样性的中国，是否一定要全面再现大唐实景的西安、完整再呈大宋情调的开封呢？这可不能由某个或某几个人的兴趣爱好、经验积累而主观盲动地随性拍板。文化经济的大决策应综合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供求情况的最佳效果论证来研究，通过标准科学、程序正义、专业公正的人与事的组合来形成。人民的公共财政和社会的民间财富，容不得继续在“创古造古”的疯狂中挥霍损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