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有文化关怀的人接近财富，让有财富的人愿意支持文化，让资助文化的人能够找到真正从事文化工作的人，让真正从事文化工作的人能够掌握资助的经费。”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译审潘小松在读完《论美国的文化》一书后的体会。

5月18日，商务印书馆举办《论美国的文化——在本土与全球之间双向运行的文化体制》出版研讨会。该书的作者是曾任法国驻美国外交官的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马特尔，他在客观的立场上阐述了一个核心问题：即美国文化是如何运转的。在马特尔看来，美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国家、地方各级政府、基金会、大学出版社、文化社团、博物馆、图书馆等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这种体制是独特而复杂的，是去中心化和不平衡的，是有活力和非理性的，是多元主义和分散的。在这一体制下，没有核心行动者，而是由数不清的独立行动者共同经营的，他们按照各自的原则行事，按照他们自由定义的各自不同的首选关注事项展开行动。由此形成的文化形态促进了美国文化的持续发展。

美国文化的成功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正处于文化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正如马特尔所说：“我们研究美国的文化，是为了扞卫我们民族的文化。”在这本书中，中国的学者和文化人看到了什么？

借鉴发展经验促进本土文化产业发展

《论美国的文化》是商务印书馆重点出版项目——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中的一本。去年该丛书的另一本《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在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将有10本到20本介绍不同国家文化发展经验的图书相继面市，涉及电影、出版、文学、艺术等领域。谈及出版这套丛书的原因，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说：“我国的经济发展用了30多年的时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但我们的文化，尤其是在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建设方面，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经济发展严重不和谐。文化发展需要长期积累，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十二五’时期，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就文化产业而言，无论是从国家政策的制定，还是企业战略战术的实施，都缺乏可以借鉴的经验。所以，我们觉得时代提出来一个严峻课题，要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以来发展文化的经验介绍给国人。”

经过近两年的研究，商务印书馆与北京融达弘文化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颜子悦反复磋商，最终达成共识，出版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在我国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下，于殿利为这套丛书的出版设定了几个宗旨：第一，介绍主要发达国家的文化发展政策，为我国的国策提供决策的依据和参考；第二，介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文化企业的重要发展经验，为我国文化企业提供经验借鉴；第三，为中国文化和文化产业的研究提供学科性和基础性的参考文献。理论的建设，也会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中国文化发展需要一个坐标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读完这本书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怎样以世界的视野看中国，这本书给了我们启发。”在黄会林看来，中国的文化发展与经济相比落差太大。“我们的经济发展迅猛，让美国都目瞪口呆，美国人认为这是一个谜团。我认为是民族精神让中国人奋起。但我们的文化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世界上形成影响力。”在2012年的一次讨论会上，她被邀请为第一个发言者：“中国文化还有‘两缺’，第一是传统文明缺少传承，第二是中国当代人的精神缺钙。”她没有想到，后面的发言者基本围绕着这“两缺”而展开。“大家都在忧虑，中国文化需要一个坐标，需要一个定位。”黄会林说。

针对当前的世界文化格局，黄会林提出了第三极文化的概念，找到了坐标。“在21世纪，中国文化应该向上攀登。欧洲文化是一极，美国文化是一极，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来，具有深厚根基和强大生命力的中国文化要成为第三极文化？”这一提法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具体地讲，第三极文化的要义可以概括为：继承中华文明传统，融汇世界文明精华；确立当今文化标准，打造中国文化品牌；彰显民族独特形象，共建人类和谐家园。这也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一种注解。

黄会林说，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一定要跟世界沟通融合，才能够双赢。去年，黄会林所在的研究院组织专家团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举办中美电影学术论坛。“我们邀请了5位美国顶级的专家给中国电影号脉，让他们告诉我们中国电影应该怎样做才能走出去，才能面向世界观众。”其中一位教授对黄会林说：“我只有一个建议，你们不要克隆好莱坞，一定要拍中国人自己的电影，再拿给世界观众看。”这句话说到了黄会林的心里。中国要想缩小与美国文化的差距，在全球文化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就应该建立一个在本土与全球之间双向运行的文化体制。

合理的文化政策助推文化强国

首都博物馆馆长郭小凌在出差的路上读完这本书。他说：“这本书对我国文化政策的制定者来说，或许会更有价值。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了类似于美国20世纪中叶的水平，能不能有一个适当的文化政策，使中国也像美国一样仅用三五十年的时间就可以成为世界上一个超级文化强国？”

郭小凌认为中国文化有可能在未来的三五十年里跃升到世界文化强国的前列。“对这一点我比较自信，文化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没有必然联系。”郭小凌举例说，比如，对西方影响最大的希腊文化是在民主制的国度里发展起来的。法国的路易十四时代实行君主专制，但是那个时期的文化非常繁荣，思想家伏尔泰还专门写书，表达了对那个时代的憧憬。

“所以，我觉得要成为一个文化强国，不在于其政治体制，关键在于实行什么政策，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在美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其文化政策起了决定性作用。”郭小凌说，博物馆是非营利的文化事业单位，99%的博物馆不盈利，博物馆的高速发展需要资金，美国在这方面就制定了政策，引导资金投入到这项文化事业中。美国文化艺术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大多都是富豪。政府鼓励他们向非盈利的文化事业进行捐赠，投资可以减税。在中国，也可以通过政策鼓励中石化、中石油、娃哈哈这些企业向文化事业捐赠，这对企业来说是名利双收的事情。

“所有的大商店都将变成博物馆，所有的博物馆都将变成大商店。”这样的思想曾在美国流行，可见美国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但是他们的大学出版社却被政策扶持、资金补贴、基金会资助、减免税等途径保护起来。马特尔说，美国的一个特色是在出版业这样属于传统商业的门类中建立非商业的分区——大学出版业。大学出版社是非盈利机构，在美国出版业中的份额极小，却极其活跃。它的书籍品种多样，平均占每年新出版品种的5%至10%。大学出版业使数千种图书和至少700种期刊得以发表。其作用不在于发行量和营业额的多少，而是守护美国的思想，依靠大学、通过公立地位或者非盈利地位获得支持，大学出版社继续维持着不受市场压力的高质量出版。虽然他们只占出版品种的8%，但其书籍对于美国思想和文化的更新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而我们的大学出版社随着文化体制的改革，全部变成社会性的企业，必须依靠自己的经营维持生存，现在作者出书要先交费，出版社才能出书。在高度商业化的美国没有这样做过。毫无疑问，美国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模式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说。

虽然中国文化发展的状态让人担忧，但郭小凌认为，只要文化政策是正确与合理的，中国的文化迟早有一天会在世界舞台上闪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王海文指出，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过程当中，如何从更高的视角去构建发展战略，政府应该起什么作用？美国的文化政策是一种立体化的、全方位的策略，从宏观角度着眼，在微观层面落实，而政府也做到了不断纠偏，调整政策以促进文化的发展。《论美国的文化》可以给人们一些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