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批评的话题，最近有些小小的热闹，这热闹的“导火索”，是《收获》的程永新“再也不想读《文学报》了”的微博和《收获》的叶开对《文学报·新批评》的“炮轰”——姑且称之“罢看《文学报》事件”。

前者在微博中表示“再也不想读《文学报》了”，其理由大致是说“如果说以前对王安忆《天香》的批评、对贾平凹《带灯》的批评只是显示幼稚可笑而已，那么李建军对莫言的攻讦已越过文学批评的底线，纯意识形态的思维，‘文革’式的刻薄语言”。后者发表文章，称《文学报·新批评》“泼粪式词语成语言定式”，并说“那就是预设立场，其立意不是文学评论，就是想要把着名作家拉下马”，“批评对象全是一线作家如莫言、贾平凹、迟子建等”，“这些批评是破坏性的”。

我之所以“画蛇添足”似的来作一点说明，是因为我也算其中的当事者之一，有些话还是说一说，免得一些看热闹的人还真以为《文学报·新批评》干了什么“唯恐文学天下不乱”的事儿，也免得一些关注文学批评的人还真以为《文学报·新批评》发了什么“能把作家一个个逼疯”的批评文章。

在《文学报·新批评》的众多批评文章中，涉及对迟子建小说、贾平凹《带灯》的批评，我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小说之树是如何枯萎的——以迟子建中篇小说〈别雅山谷的父子〉为例》（该文载《文学报》二〇一二年四月五日，并获得首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新人奖），还有一篇是《〈带灯〉：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该文载《文学报》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针对此文，《文学报》二〇一三年四月四日同时刊发两篇商榷文章《何必从鸡蛋里挑骨头》和《还〈带灯〉客观的批评》）。

我批评的两部小说：迟子建的《别雅山谷的父子》和贾平凹的《带灯》，分别发表于《收获》杂志二〇一二年一期和二〇一二年六期、二〇一三年一期，而对《文学报》以及《文学报》的批评文章表达不满的程、叶二人分别是《收获》的编辑，这二者之间是否有关联、是否这些批评文章动了二人的“奶酪”？我不得而知。

我的说明如下：

第一，我的批评文章只针对作品，不针对作家，这是我写下这些批评文章时在心里对自己说的一句话，用一句“学术”一点的话说，我只做文本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判断。因为我知道，在批评中涉及作品之外的作家的生活、轶事、习惯等内容，便会召来是非，甚至会惹来“人生攻击”的猜忌，为了避免这些，我只谈小说，不言其他。我忠实于自己在阅读一部小说时的感觉，并真诚地把它们表达出来。我自信于自己的阅读感觉，这自信来自于十三年的小说编辑工作。我是一个小说的职业读者，但我在读一部小说时我又把自己当一个普通读者，阅读过程中，小说的作者以及作者的名声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我的眼中只有小说的好与坏、优秀与平庸。至于说我的批评是否“幼稚可笑”，是否是“泼粪式词语成语言定式”，一两个人说了不算，如果有人有兴趣，可以去读读，然后再发表看法。

第二，我的批评文章不是《文学报》策划、组织的，更谈不上什么“预设立场”，什么“就是想要把着名作家拉下马”。事实很简单：我读了这些小说，觉得写得不怎么样，我就写下了我的真实感觉，刚好《文学报·新批评》有这样一块难能可贵的允许批评的阵地，我就发过去，编辑觉得不错，便发了出来。即使一份报纸策划、组织，也不用靠默默无闻的我吧？即使我想“把着名作家拉下马”，恐怕我也没那个本事吧？程、叶二人千万别上纲上线，也别急，就几篇批评文章而已，乱不了文学天下。

第三，我的批评文章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而作，真要吸引眼球也不靠这个。文坛上早已有靠裸奔、乞讨、求包养等行为来吸引眼球的“大事”了，谁还靠辛辛苦苦写点批评文章来吸引眼球呢。现在有一股怪调，一见到批评，一见到批评所谓的名家，就说是批评者想出名，就说批评者是“博眼球的谩骂家”。我的理解是，出名这事儿，不是想要就能得到的，是天意，是有注定的，想不来要不来的；至于是不是“谩骂家”，批评文章是证据，明眼人一看便知。我不理解的是，有些人只能听表扬、听吹捧，半句批评都听不得，一听便跳起来，为什么会这样？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

第四，我的批评文章还将继续写下去，将继续对一些不令人满意的小说尤其是“名家”新作提出批评。我要对《文学报·新批评》以及陈歆耕总编表达我的敬意，面对质疑，他表示“新批评”不会改变自己的风格和定位，我赞同他的说法，他说：“以这样的姿态起步，是因为过去文学批评的生态就是胡吹乱捧，讲求个人利益。在这样的生态中我们希望矫枉过正，先以讲问题为主，之后再逐步调整到正常的姿态。”如果要我说说我的“批评观”的话，我想用“五要五不要”来表达：要批评质疑不要表扬吹捧；要明白晓畅不要晦涩空洞；要文采飞扬不要寡淡无味；要与作品交朋友不要与作家勾肩搭背；要刺激影响创作不要批评创作“两张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