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央编译出版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主办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出版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在斯氏诞生150年后的今天向中国读者推出全面体现其创作经验、理论见解和美学观点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全集共分6册，不但包括《我的艺术生活》、《演员自我修养》、《演员创造角色》等斯氏体系的核心文本，还收录了斯氏大量与艺术创作有关的论文、演讲、札记、日记和回忆录等重要文献，为我国学者研究斯氏体系提供了详实而准确的资料，同时作为宝贵的借鉴资源，对丰富我国戏剧、影视理论，提升我国表演艺术水平，推动戏剧、影视艺术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为会议撰写了书面致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的主要译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雪来，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刘明清，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吕品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童道明，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名誉会长罗艺军、会长章柏青，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中国电影资料馆原馆长徐庄，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谭霈生，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中国电影出版社原社长许南明、原总编辑富澜，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马精武、刘诗兵，中国出版协会副秘书长和龑，中国艺术研究院相关院所负责人丁亚平、刘祯、宋宝珍、王安奎等戏剧、影视界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等60多人出席了此次研讨会。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主持了会议。

研讨会上，各位专家学者和艺术家基于自己的学术背景与研究视角，就我国出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的学术与实践意义，斯氏理论体系对世界、特别是我国戏剧与电影艺术的深远影响，以及老一辈艺术家的执着精神和艺术贡献等诸多层面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一、郑雪来早在上世纪50年代便开始译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重要着作，近60年来精韧不怠，默默耕耘，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勤勉的治学精神为我国研究斯氏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会上，他回顾了翻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的过程，对斯氏体系在我国的传播进行了全面介绍，指出中央编译出版社此次隆重出版该全集，为读者和业界系统“打捞”斯氏遗产提供了必要条件，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吕品田将斯氏比作欧洲现代表演艺术领域乃至欧洲现代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他强调，研究斯氏体系既能“知彼”——我们借鉴和学习世界优秀的艺术传统具有巨大作用，又可“知己”——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表演艺术传统，了解我们艺术经验的独特性。所以无论从“知己”还是“知彼”的角度而言，对斯氏理论的研究与翻译都具有重要意义。

富澜回顾了翻译斯氏全集的历史，谈到郑雪来自1953年接受该翻译任务，至今已有一个甲子，其间起起落落，诸多坎坷，如今全集终获出版。希望文艺界提倡认真学习、研究经典的风气，进一步推广和应用斯氏体系。刘明清指出，中央编译出版社一直把成为东西方文化的摆渡者作为自己的使命和座右铭，出版翻译了一大批国外学术着作。此次出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旨在让更多读者借鉴、传承世界优秀的文化遗产，促进我国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和龑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的翻译和出版中看到了学术界与出版界相辅相成、共同振兴中华文化的巨大潜力。他从国际文化交流的视角出发，指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瓶颈便是翻译，希望国家和社会投入更多资金，培养更多、更好的翻译力量，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徐庄就全集的出版向郑雪来热情道贺。他谈到，郑雪来一生致力于戏剧、电影艺术理论的研究和着述，介绍域外优秀艺术理论创作成果，筚路蓝缕、孜孜不倦，以为我国青年学者与艺术家前进之阶梯。童道明对郑雪来的学术造诣和翻译功力表示敬佩。他指出，郑雪来翻译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精细优美，对戏剧本质进行了精妙概括，很好地体现了原作精髓。他还提到，在中国关于斯氏体系的最大争论发生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当时于是之便坚持认为，斯氏体系最重要的是突出演员的自我本质，而非片面地从自我出发。

二、此次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的全面译介和推广再度激发了我国对斯氏体系的研究热情。正如贾磊磊指出的那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的出版，为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斯氏艺术理论，进一步提升我国话剧、戏曲乃至电影的创作水平，丰富其理论建构，从艺术研究核心层面促进我国的学术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一川指出，斯氏体系强调演员对角色设身处地的体验和理解，成为真实性原则在表演中实施的具体法则，其传入中国最突出的意义便在于促进了现实主义艺术原则在中国艺术界的迅速传播，并产生权威性影响。刘诗兵将斯氏体系比作指导演员在表演艺术河流上成功到达彼岸的“桥”和“船”，能够帮助演员在塑造人物时达到很好的境界。斯氏完整的表演体系、美学思想和对导演工作的革新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谭霈生断言，斯式体系作为世界戏剧经典不会过时，因为它触及到表演艺术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是当前中国戏剧界非常需要的艺术资源。

罗艺军提到斯氏等前苏联戏剧大师曾对梅兰芳的表演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在梅兰芳美轮美奂的表演中看到了当时苏联戏剧美学新的突破可能性，特别是时空的自由和完美的表演等，这体现出西方“写实”艺术与东方“写意”艺术碰撞后可能激发的艺术灵感与火花。刘祯探讨了斯氏戏剧理论与中国戏曲表演体系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戏剧观不同，但斯氏戏剧理论对中国戏曲发展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斯氏戏剧理论体系的系统、完备和成熟，对中国戏曲发展和理论总结极具启迪性。王安奎指出，中国戏曲表演将体验与表现相结合，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外部技巧训练方法，但内心体验只能靠演员的感悟。总结戏曲表演艺术经验，将之上升到理论高度，需要认真学习和借鉴斯氏理论。宋宝珍强调，斯氏体系不仅能够提高演员的艺术创造力，还有助于他们在舞台上创造出一系列形象逼真、感情真挚、富有生活气息的艺术形象。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艺术实践反复证明，斯氏体系对舞台艺术创造至关重要。

三、此次出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与开掘世界文化经典，还促使我们反思以往的学术思维方式与艺术观念，汲取艺术经典的精神力量，对我国学术风气与创作取向产生良好的推动作用与影响。

仲呈祥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翻译出版这样一部经典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表现。此次研讨会使人感受到了敬畏经典、学习经典的良好学术氛围，有助于扭转民族读书风气淡薄、对经典敬畏之情淡薄的不良风气。他还强调，无论对待自己民族的经典，还是其他民族、国家的经典，我们都要以包容的心态、开放的眼光加以学习和借鉴，摒弃非此即彼的一元思维，多元兼容，这样才能在21世纪真正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马精武谈到，斯氏要求艺术家深入生活，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要有深刻的研究和理解，切忌浮躁，否则无法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然而，斯氏倡导的这种潜心于创作、忠实于艺术的风气一度失落，这与娱乐至上、金钱至上的浮夸之风密切相关。所以，我们不仅要认真学习斯氏的艺术创作理论，更要体味和开掘其艺术观、人生观中更为宝贵的思想蕴涵。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的出版和对斯氏体系的研讨使我们能够站在21世纪的平台上重新审视该体系在中国的传播，汲取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斯氏体系既有传承，又有发展，具有开放性，我们在研究和学习过程中，要真正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从而完善我国的戏剧、影视表演艺术体系和理论体系，让我国的戏剧、影视文化在广阔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更加健康、繁荣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