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繁荣文艺创作，一方面需要广大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贴近群众、关注现实，创作精品力作；另一方面，也需要开展积极健康的文艺批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的文艺批评越活跃，那个时期的文艺创作就越有极大的提升与发展。最近几年，关于改进和加强文艺批评的呼声不断发出，由此不难看出这些年文艺批评的不景气。不景气的原因有很多，政策、人情、利益是不可回避的几大问题。为了改变这个局面，上海《文学报》于二〇一一年创办了新批评专刊，以发表大量犀利的有针对性的批评引起读者的关注。然而，这种关注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如何看待当前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将以怎样的态度、立场、方式进行批评，这是人们必须回答的问题。本报现约几位评论家就这个话题进行笔谈，以引起更多的作者、读者对这个话题进行关注、讨论、发表意见。

批评与底线

许  晨

近来，我们的文学论坛上硝烟弥漫，起因源于上海《文学报》“新批评”栏目发表的一篇关于莫言获诺奖的评论，令同处一城的《收获》杂志主编怒不可遏、拍案而起，联想起此前类似言论，直言突破了文学批评的底线，再也不看其报云云。这引起了包括笔者在内的文化圈人士的关注，找来双方文稿细细一看，不仅引发了一番思考——

什么是文学批评？它有没有底线？如果有的话，它的底线在哪里？

从教科书上得知：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属于文学理论研究的范畴，后者以文学鉴赏为基础、以文学理论为指导，对作家作品进行分析研讨，任务是评价得失成败，总结经验教训。也就是说，批评二字在这里不仅仅是指批判、抨击败笔，也包含推崇、赞赏成功。至于底线的概念，则是指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谈判双方讨价还价时，心里可以承受或能够认可阈值的下限、或某项活动进行前设定的最低目标和基本要求。一句话，即能够忍耐的最大限度。

由此来看上述文学报刊之争，就不难分辨出其中的正反两个方面。一方痛感当下文坛上无原则的吹捧、说假话之风，高扬“新批评”的大旗，力邀敢说敢写的“刀笔”，专找“名家大腕”的软肋，痛下杀手，毫不留情，其间不乏真知灼见，令人心头一“震”且赚足了眼球。然而，它却忽略了文学批评的另一个功能：表彰倡导长处。虽然他们表示：矫枉过正，先以讲问题为主，再逐步调整到正常的姿态。但只是一味抡圆了大棒猛打（当然这与文革中上纲上线的文坛恶棍不是一回事），“语不惊人死不休”，令文坛颇为“惊诧莫名”。如此而已，不应该叫做“新批评”，改叫“新批判”“新笔伐”似乎更为相宜。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组稿编辑方针，触犯并激怒了另一方心中的容忍程度，终至“恶从心头起，恨由胆边生”，痛加驳斥。

两位主编隔空叫板，一个说如此对待作家，“已经越过文学批评的底线，是纯意识形态的思维，“文革”式的语言”。另一个则说“他所做的，只是在保留文学批评的尊严与底线”。究竟谁是谁非？哪一个“底线论”站得住脚？笔者感觉从他们各自的立场出发，都有理直气壮的道理，然冷静一想，又都有其值得商榷之处。“新批评”认为真正的批评就是要入木三分，打在痛处，但有些话说得确实很过分很难听。不愿看其报者认为这不是批评，而是要把有才华的作家都逼疯，这显然也是感情大于理智了。从某种角度上说，底线犹如底裤，一旦扯掉，不雅、阴暗乃至丑恶就暴露无遗。

众所周知：任何一位作家和他的作品都是可以批评的，可这个批评必须是善意的、建设性的，而不是出于个人恩怨、挖空心思随意攻讦，甚而泼妇式的破口大骂。由此，人们感觉某些报刊某些文章的确有些失之偏颇，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好像非要把国家和民族的盛事弄得灰头土脸不可。这应引起报刊编辑们的高度注意，在今后的编发稿件中加以改进，不要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要知道，“矫枉过正”有时会伤人太甚，并不可取。

反之，指责其超越底线者，大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势，指天发誓要罢看，甚至怒斥其“喷粪”。令人不仅哑然失笑：道不同不相为谋即可，犯不着小孩子似的意气用事。实事求是地说：尽管那些批评文章言辞过激，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但还是想尽量摆出言之成理的观点——当然有些是难以服人的，并非图谋一棍子打死，实际上也是打不死的。严格地讲：作文与做人一样，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道德良知和法律约束。显然，用语刻薄，还谈不上逾越了上述底线，只不过是对“为了红包而炮制文章的文学赞扬家，为赶会场而到处奔忙并出卖自己的文学良心”的一种反动罢了。

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坛，就有“捧杀与棒杀”之说。即指文学批评胡乱吹捧和一味棒打。“捧”从“提手”旁，“棒”从“木”字旁；方向相反，前者向上，后者向下，最终的效果却相同。自从鲁迅先生提出“棒杀与捧杀”之后，人们多严于警戒捧杀，疏于提防棒杀。这在今天却恰恰倒了过来。所以，也就有了某些报刊打着“善意、锐利”的旗号，实则善意不足，锐利有余，对某些作家口诛笔伐、穷追猛打。导致喜爱这些作家的读者编辑们，忍无可忍，反唇相讥，从而产生了近乎失去理智的混战乱象。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健康、阳光的文学批评，不能为了追求博眼球效应，哗众取宠，恶语相向。《文学报》的“新批评”最好修订一下自己的航向，早日驶上正确的征程。另一方面，《收获》的人也不用怒不可遏，与其不共戴天，以至收获仇恨和“敌人”。民国初年文化界报刊上派别林立、互相攻讦的场面不应重新上演。简言之：在当今文学艺术大繁荣、大发展、建设文化强国的大势里，这种感情用事的所谓“论战”可以休矣。它无益于当下的文学事业与和谐社会。双方需要克制，真正做到像鲁迅先生指出的那样：“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这里对批评二字的阐述，应该是正常的文学批评所恪守的底线。

文学批评怎样才能让人满意

张宗刚

今天的文学批评到底怎么了？不满与质疑之声，每每呈高涨之势。不得不说，这些年，每一个和圈子沾边的人，都共同目睹了文学批评生态的变异。商业批评风行不衰，学院批评一统江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种“万类霜天竞自由”式的格局悄然瓦解，曾经不无神圣的评论，俨然沦为一种垄断性行当。当下的批评界貌似热闹，却几乎是清一色的学院派当家，虽不乏高人英士，终究庸者苦多。其备受诟病之处，便是圈养于学府，畅享体制春风，饱食终日而鬼话满篇，以似懂非懂为时髦，以不知所云为荣耀。而一些作为批评主阵地的业内刊物，又不免弥漫着令人掩鼻的江湖气和帮会气。当八面来风变成了帘幕重重，当开放的广场萎缩成独家小院，一些缺乏基本才具的外行，竟也通过特殊渠道混入批评之门，安然讨得一杯羹汤。如此，评论的生态怎不恶化？只须驻目评论圈，看看有几多不三不四之人、不痛不痒之文，即可明白问题的实质。

当批评不再向大众敞开，而成为少数人的专利，批评也便日渐蜕化为交际的手段，蜕化为评职称的敲门砖。本是源诸性灵的批评，正变得越来越技术化、格式化、量化，同时也越来越异化、僵化。个性是学术的灵魂，真正的个性是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因强调学理而删除个性，摧折锋芒，剿灭思想，此种杀鸡取卵式的举止，无异于倒洗澡水时连同婴儿一并泼出。大树不能在花盆里生长，若无天马行空式的大精神，又怎会有大艺术的产生？回首以质取文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是一个感应盛唐精神的文化时代。那时的批评文字多是拿掷飞腾的、热风撩人的、血性昂扬的、就事论事的，读来何等痛快淋漓！

思想的缺失，分析的乏力，概念的罗列，术语的堆砌；对异域文论的生吞活剥，对他人成果不知餍足的引用，种种的谈空说有不着边际，都使得当下的批评文体流于神秘和玄虚。所谓学理、规范，原本只是形式层面的要求，在浅表的逻辑论证和格式规范之下，更应有着丰富的内心、深邃的精神。优秀的批评文字永远是空诸依傍而直指灵魂的。一篇批评文章，即便从技术的角度观照，也应援引有度，布局合理，不可一味沉溺于掉书袋，做文抄公。综览那些主体缺失的批评文字，隐去评论者的姓名，你看不出是谁写的；隐去被评论者的姓名，你也看不出是在写谁。又遑论学理的清通，思路的畅达？

在“学理”“规范”的指挥棒下，多少低能的批评者因了运笔踯躅变得不说人话，犹如故事中原本行走如飞的蜈蚣，待到被问及走路应先出哪一条腿时，反而再也不会走路。批评在本质上是创造性极强的个体活动，融铸着主体的人格、气魄和性情，精神、信仰和胸襟。批评文字应该是大气磅礴的，运斤成风的，自由自在的，特立独行的；开阔的思路，缜密的逻辑，优美的学理，锐利的锋芒，都应成为评论必备的元素。批评应秉持审美标准与道义标准，与流动不居的文学星河齐头并进。批评的要旨在于护守文学本体，扞卫普世价值，切实把握所评对象的丰富与复杂。

批评者不是上帝、判官，被评者亦非贱民、罪人。反之亦然。批评的过程不是在审判在施舍，而是在交流在对话。可怕的是一些批评者，高擎客观公允的大纛，却将个人恩怨置于批评的公信力之上，或投桃报李，或睚眦相向，遂使批评沦为纯然的报恩工具和泄愤载体。如此“掺沙子”式的举动，诚为对批评的轻慢亵渎。舌灿莲花的表扬，意态亢奋的谩骂，二者同为价值失范时代的劣行恶举。倘若说文字如刀，其功能则在于疗疾而非伤人。沉静内敛远胜于词气浮露，包容大度远胜于刻薄尖酸。一个合格的批评者，在其文章中所展示的应是澄澈的内心，而非浑浊的内分泌。当然，在我看来，哪怕是酷评，只要不是出于哗众取宠耸人视听的病态心理，也总比那些生死人而肉白骨的关系批评、人情批评、哥们姐们批评好出许多。不论酷评雅评，均须析之成理、言之有物，蕴含着怀疑的精神和个性化的元素。

从事批评不能强作解人，断章取义，发诛心之论。批评家务须虔诚检视内心的道德律令，方可坦然仰望头顶的灿烂星空。一篇好的批评文章，必然是雍容的、舒展的、诗性的、深美的、闳约的、人文的，具备了慧黠与厚重、温情与幽默等多种美质。评论大可随意，但绝不能随意到穿着内衣见客、光着膀子上街的地步。评论应该是神采奕奕的，犹如天鸡唱晓；是枝叶纷披的，犹如高树婆挲。今天，我们很难再读到李健吾、李长之、梁宗岱、宗白华、钟惦棐、胡河清式的批评文字了——那样地随物赋形，灵动丰沛，活色生香，如同云层激发出闪电般令人感奋。近年在内地文坛闪亮登场的美籍华人学者王德威，其批评理念大可商榷，其批评姿态颇值嘉许：文体如璎珞敲冰，精彩绝艳，笔调如鸣溪出涧，满眼生鲜。“五四”以降白话汉语的纯美风情，或许正可从中见出端倪。

时流所致，批评的堕落在所难免，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必谴责连连。世间本无绝对的圣徒。与其讨伐别人，不如清理自我。建构比批判重要、行动比言语重要。文学生态和批评生态的改良，终究有赖于你我他的戮力同心。

是为了批评而批评

王  童

有关李建军在《文学报》上批评莫言一事，本也在意料之中，对此，我在这之前也早同他交换过意见。然李建军固执己见，已陷入自己编织的批评“怪圈”中不能自拔。《文学报》发表批评文章，本也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是那种把批评内涵变成没任何实质内容的大批判，也着实让人感到这纯属个人的意气用事。《收获》主编程永新说，如果以前对王安忆《天香》的批评、对贾平凹《带灯》的批评只是显示幼稚可笑而已，那么李建军对莫言的攻讦已越过文学批评的底线，纯意识形态的思维，“文革”式的刻薄语言，感觉是已经疯掉的批评家要把有才华的作家也一个个逼疯！我完全赞同。

我喜欢莫言的作品，是从“红高粱”“红萝卜”开始的。也许我是学电影的，对同名影片带来的那种张力与震撼感是从心里折服的。面对镜头，我们很清楚影片中摇曳的红高粱在落日余晖中多么出神入化。此外，片中那些人物一扫“文革”中高大全式脸谱。虽说那时已“解冻”多年，但文艺上的创作模式仍在钳制着人们的思想。电影《红高粱》的出现让人耳目一新。当然，这影片一半是张艺谋导演的成功，但肯定离不开莫言小说的底蕴。莫言作品两度获得国际大奖不是偶然的，而是里面渗透了人类共通的思想价值。尽管莫言曾说过小说家不应有自己的思想，而实际上他那带有黑色幽默感的反叛思想痕迹无一不烙在字里行间。

批评者常指责莫言作品刻意应和西方云云，对此，我断然不能同意。莫言作品那么土得掉渣了的中国化，那么“聊斋志异”、那么“世说新语”，甚至结构都有些按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体进行，凭什么给人乱扣帽子？而且退一万步来说，就是应和了西方又有什么错？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面对国力衰微、痛定思痛，大量模仿译介大量西学政经及文学的东西，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而反过来，有着千年辉煌的中国文学，则因为译介等种种因素，一直未被 西方认同和了解，这本身就是个错位。为此，我曾建议鲁迅文学院开一个翻译班，研讨一下如何将中国文学的精华介绍给世界。中国文化再博大精深，外界一无所知也是隔靴骚痒。后来这个班开了，但收效如何，尚不得知。现在莫言终于开启了这个“文学门”，有什么理由不为之欢欣鼓舞呢？在人家作品里挑出一些章句吹毛求疵，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发现一个怪现象，这些煞有介事的批评在对莫言举起批判大旗，说什么身体写作的怪论时，多年来却对弗洛伊德精神现象学中的生理解剖推崇备至。纯属人格裂变。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突破。尽管诺贝尔文学奖有过种种偏见，但百多年来，该奖评选出的文学作品失水准的凤毛麟角。罗曼·罗兰、 肖洛霍夫；萨特和丘吉尔；帕慕克与略萨、库切等等，其磅礴的文思、激动人心的字句、深刻的哲理，无一不启迪着人类的思维，推动着民主社会的进步。

现在也有评论家说，莫言得奖了，是不是就不允许批评了。问题不在这，而是在于那种别人说正我必说反的偏见与心理。莫言获奖至今还没出一年，批评者就等不急开始大加讨伐、编造推理出内幕了。这只有善“窝里斗”的某些国人才干得出来。相反，川端康成当年为日本得奖时，日本文坛是怎样的推介和振奋啊。而我们怎么了，都吃错了药了吗？那些自持特立独行的文学批评家，对莫言作品的批评，有些也完全在点上。但若你认为你们就比那十五位诺奖评选资深院士还高明、有眼光，是不是也言过其实了，尚且莫言在国内外受关注，被赞赏，被授奖，也不是第一次了，难道说那些评论家编辑家都目光短浅、不明文理吗？而且，反过来说，什么作品会十全十美呢？

这些批评家在不同场合批莫言，有时已不是单纯的文学批评了，因正常的批评，应有正有反，肯定成就批评谬误。而他仍一味地不失时机找话题抨击，正常吗？如在报告文学研讨会上他们不谈报告文学的现状，也找碴儿大谈莫言，莫非莫言写了部《生死疲劳》的报告文学？

莫言获奖对中国纯文学的贡献是个里程碑，起码他将人们迷茫的目光从那些小混混及抄袭者身上移了过来——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起纯文学的价值了。作家刘震云言， 中国起码有十位作家水平可获得此殊荣，并不为过。这对中国作家的盲目模仿国外作家的创作方法，有了一种诠释，使得他们对自己的文学传统更自信了。一直在批莫言的德国汉学家顾彬现已在重新检讨自己，想必他会更加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作家的作品了。

然而，我并不想排斥批评家们客观公正地评析包括莫言在内作家们的作品，要平心静气地商榷一番，而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

不可随意设置文学批评的框框

熊元义

不可否认，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自由还是比较充分的。二〇一二年十月， 瑞典文学院在颁发中国作家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时肯定了莫言“用冷嘲热讽的手法抨击贫穷和政治虚伪，抨击历史及历史造假”；褒扬了莫言“以毫不掩饰的喜悦戏谑地揭示了人世间最阴暗的方方面面”；赞赏了莫言“呈现了一个没有真理，没有常识或同情心的世界，其中的芸芸众生都显得鲁莽、无助而荒诞”。虽然莫言的文学作品未必都是如此，但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所指出的这些方面也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可见，中国当代社会对作家创作是相当宽容的。但是，与作家这种比较充分的创作自由相比，文学批评家的批评自由却不是很充分的，至少存在着一些或明或暗的框框，譬如不应为批评而批评，文学批评不应专门盯着文学名家批评甚至不要批评名家，等等。这些明的暗的框框严重束缚了当代文学批评的自由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各种框框的束缚下出现了极为鲜明的反差现象，真正有利于文学发展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科学的文学批评极难开展，而那些涂脂抹粉的文学批评却极度兴盛，涌现了大量的不着边际的报喜不报忧的文学批评。为了杀开一条血路和冲破铜墙铁壁，从二〇一一年六月起，《文学报》大力倡导文学批评的新风，先以讲问题为主，希望矫枉过正。虽然这些以挑毛病为主的文学批评屡有失误，但却有力地冲击了日渐板结的当代文坛。

可是，《文学报》这种集中推出以挑毛病为主的发展文学批评的方式却遭到了或明或暗的抵制，甚至还被冠上“灭人”和“毁人不倦”的称号。如何对待这些不无偏激的专挑毛病的文学批评呢？很简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无论是作家，还是文学批评家，在碰到这种专挑毛病的文学批评时不能反应过敏，更不能利用各种形式压制甚至打击这些以挑毛病为主的文学批评家。否则，文学批评家就将彻底丧失批评的自由。据粗略统计，当前活跃于文坛的文艺批评家数量十分有限，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体裁的批评家就更十分有限，不过一二十人吧。批评家水平的高低，当然不能以人数来计算，但有一定的量总还是必要的。按说，批评家选择什么样的文本进行分析、评论是十分自由的。但因为是批评，于是很多名家大腕就很反感。文学名家能不能批评？本来，这不应是一个问题。很简单，没有对文学名家的批评，就没有对文学名家的超越。而没有对文学名家的超越，就没有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文学发展。现在这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文学界出现了一些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止这种批评，以至于文学名家不得批评和批评不得。那些由批评文学名家所引起的文化官司明的暗的时有耳闻就不难令人感受到这种批评的困厄。

奇怪的是，文学批评家在贬斥作家作品时言实相错，被批评的作家就反应过敏；文学批评家在赞扬作家作品时言过其实甚至达到捧浮夸的程度，被赞扬的作家却几无谦让。这就是说，有些作家并非真正排斥文学批评，而是只拒绝“说坏处”的文学批评，还是接受“说好处”的文学批评的。这种只接受报喜不报忧的文学批评现象一是反映了一些作家缺乏应有的自省，不能自觉地主动地优化自身的精神结构；二是反映了一些作家缺乏必要的自信，不能与外部世界进行广泛的交流。其实，一部文学作品如果经不起批评，或者一批就倒，那么，这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很值得怀疑的，甚至可以说是价值极少的。相反，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在文学批评中日益完善起来的。在世界文学史上，大多数成功的文学作品都是在反复修改中出世的。而这个不断修改过程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因此，只有那些极度缺乏自信的作家或者江郎才尽还在混的作家，才害怕“说坏处”的文学批评。

当然，《文学报》在倡导文学批评的新风上并非尽善尽美，还有很多不够完善的地方。不过，这些有待完善的地方并不在于刊登了一些不是很到位的文学批评论文，而是在文学批评的理念上亟待完善。一，《文学报》集中推出的以挑毛病为主的文学批评论文虽然令人耳目一新，有力地冲击了文学界既得利益群体的潜规则，活跃了文学思维，开拓了文学空间，但不少文学批评论文却仅仅停留在现象罗列上，不能从理论上更深入地解剖那些文学“病象”，可谓治标不治本，往往是“热闹”过后，又归沉寂。二，《文学报》虽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推动文学批评家批评名家名作，极大地解放了文学界的思想，推动了当代文学及批评的发展，却过多集中在批评名家名作上，还是有些美中不足。如果能够在批评名家名作的同时大力发掘新人新作，甚至可以不同流俗地挖掘文学史上不为人注意的优秀作品，就更为理想。这将在打破既定文学秩序和发掘新人新作上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