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世家
在中国历史上,数代不衰的大家族并不罕见,在一定时期或一定区域,还形成长盛不衰的文化世家。所谓文化世家,是指此世家的文化色彩比较浓厚,在家族血脉传承中带有强烈的文化传承的色彩。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文化世家历代都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有王、谢,崔、卢、李、郑;宋代的文化世家如晁、韩、吕、宋等。一个家族从普通家族成长为文化世家需要一定的积累过程,旧时代人常说:“三代穿衣,五代吃饭,十辈子才能挂画。”可见文化世家之难得。
怎么样才算得上是文化世家呢?吴江薛凤昌《吴江叶氏诗录序》云:“一世其官,二世其科,三世其学。”这比较准确地把握了文化世家的特征:仕宦、科举、学术,这正是所谓文化世家的核心要素。当然文化世家不一定应试做官,但在明清科举极盛之际,科举实际上成了许多家族文人的“指挥棒”,而及第入仕,就成为许多文人的人生轨迹。另一方面,在传统中国,“官”“科”“学”三位一体,所谓“学而优则仕”,因此,文化世家、科举世家、官宦世家往往也是三位一体,没有哪个官宦世家不是得自科名,而科名之取得,必然攸关于学术文化。在世家的背景或环境中,所谓“学”自然也就带有“家学”之色彩;而所谓“家学”,自然也只有依托于世家方才可能实现,也就是陈寅恪所说“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
一个区域内的世家往往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其中姻亲就是世家大族间的一层重要关系。世家间通过姻亲缔结了盘根错节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的影响也因此超出了家族范围而辐射到社会,超出了姻亲关系而辐射到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因为这些望族都具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准,他们的婚姻集合体必然会使这些家族群体形成更加强大的力量。
世家高门为了追求文化层次,往往不会轻易与下层门第通婚,而是追求门当户对,使其家族通过婚姻行为固定在一定的社会层面上。外家的文化资源和人才资源可以互补共享。外家的资源如外祖父、舅舅等的藏书、学问、人脉等均对甥辈大有裨益。因为他们大多是文化世家,家族间的联姻实际就是文化世家间的联姻,也是文化上的强强联合,并通过文化的联姻而使其子弟的素质得以优化,使不同背景的家族文化得到碰撞、交融和提升。通过联姻,单个的文化世家就连接成文化世家网络。这样,一个家族既能在纵的方向上实现家族文化的承传和提升,又能在横的方向上实现家族利益的拓展以及家族文化间的沟通交融。
婚姻本来就是世家极其重视的内容,从魏晋至唐,曾长期盛行门第婚姻,如北方的崔、卢、李、郑,南方的朱、张、顾、陆等,世家大族之间的通婚成为普遍的现象乃至法则,通过联姻,世家的地位和色彩得到不断强化。史料表明,从三国两晋时期,吴中大姓如张、顾、陆、朱、孙之间即互相通婚,特别是张、顾、陆是通婚最频繁的三姓。潘光旦总结说:“同一地方的世家大族,因智能程度的相近,社会身份、经济地位、文化旨趣等的相同,总会彼此通婚,成为一种门第主义的婚姻。门第婚姻行之既久,势必发生血缘婚姻,生物学者叫做近婚。”不管是门第婚姻,还是血缘婚姻,在清代江南地区世家大族之间仍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如《红楼梦》中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联姻,在明清江南其实并不鲜见。如宜兴储、陈、史、徐诸大姓之间的世代姻亲,常州庄氏与唐氏、董氏与张氏,无锡顾氏与杨氏,苏州潘氏与汪氏,吴江沈氏与叶氏,昆山许氏与叶氏,都是世为姻娅,非常着名。吴门“前明大家有丁、金、陆、顾、管、李六家,族繁名重,姻娅联络”。洞庭东山诸大姓,“婚姻相通,若朱陈之族”。世家大族互相通婚,而且世代相因,从而形成极其繁复的亲戚网络,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文化诸方面。
文化世家中特以文学擅长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学世家,如明清时期吴江沈氏家族、叶氏家族,其长于文学的特色非常突出,即是比较典型的文学家族,但显然也是科举仕宦家族。这样的文学家族前代亦已有之,沈德潜序《吴江沈氏诗集录》曾举例说:“古人父子能诗者,如魏征西之有丕与植,庾肩吾之有信、苏,许公之有颋为最着。兄弟则如应玚、应璩,丁仪、丁廙,陆机、陆云;至唐之五窦,宋之四韩,称尤盛焉。而杜审言之有甫,则祖孙并着;王融前后四世有籍,则祖及孙曾,俱以诗名于时。”像这样祖孙父子兄弟以文学知名于时的情况,在明清江南的文化世家中是比较普遍的存在。
一个文学文化家族之所以容易出人才,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其家族的文化氛围不无关系,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说:“要刺激人的才能尽量发挥,再没有比这种共同的观念、情感和嗜好更有效的了。我们已经注意到,要产生伟大的作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自发的、独特的感情必须非常强烈……第二,周围要有人同情,有近似的思想在外界时时刻刻帮助你,使你心中的一些渺茫的观念得到养料,受到鼓励,能孵化、成熟、繁殖……人的心灵好比一个干草扎成的火把,要发生作用,必须它本身先燃烧,而周围还得有别的火种也在燃烧。两者接触之下,火势才更旺,而突然增长的热度才能引起遍地的大火。”文化世家中每个子弟的周围可以说都有这种“同情”和“火种”,有性情相近、可与切磋的兄弟叔侄乃至妯娌姐妹。朱彝尊说:“大抵为学必有师承,而家学之濡染,为尤易成就。”可见家族氛围之重要。《清稗类钞》记“长洲蒋容斋、辛斋兄弟绩学工文,尤擅吟咏。容斋家有雇妪,每值容斋作诗,辄从屏隙窃听。妪固不识字,遇诗中词义易解者,辄记不忘。久之,亦自通音韵。……家中婢仆,皆呼妪为‘做诗阿娘’。”这显然是家庭文学氛围影响之所及。奴婢尚且能受熏陶,则可想见子弟们在家族环境中所受涵养熏沐的情况。这样,文化世家就像一所“名校”,在浓厚的文化气氛中不断产出文化名人,而诸多文化名人又使这一世家更加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