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我们的复兴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种崛起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我们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吗？我们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吗？”进入耄耋之年的乐黛云教授越来越陷入这样一个深刻的忧虑。

前不久，她在北京大学面对一般容纳400人的阶梯教室里的近500名听众，陈述了她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我们面对的是怎样的世界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延续了多个世纪的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界，这种文化把世界看成利益分割的个体或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在国际秩序上，这种逻辑的推演就是列强争霸和世界战争。全世界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中国人对此也有很多辛酸的记忆。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通过福利国家建设对此有所矫正，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

乐黛云教授认为：世界文明的演进和赓续表明，每一次大国的崛起，都可能导致文化的一次大更新和大创造，而今中国人奋斗了一百多年，重新站在了世界发展的前沿。这样一个积蓄了五千年文化能量，和欧美文化具有鲜明异质性的民族，一旦崛起，其发展的潜力，创新的空间，展示给世界的文化景观，将会是巨大的。

乐黛云教授认为，当中国人拥有创造历史的权利和机会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希图出现另外一幅世界图景。那就是多元共生，各种文化和平相处的世界。“世界文化的多元共生，才是我们的共同利益。”

“西方世界的思想发展一直是‘点—线—面’的线状思考方式。中国文化则强调网状的社会结构，强调人伦关系中的彼此互动。这样的思考模式撕破了西方线性的思考方式，为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新的看法。”

西方的思想界也在努力突破自身，比如，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为一个民族国家更全面清晰地认识自己，扩大世界影响，提供了路径。乐黛云认为：这种思维还是延续西方式的争霸逻辑，其目的还在于利用文化吸引力得到渴望的利益，利用文化软实力来征服别人，获取私利，这就是一种精神殖民、文化殖民，最终还是会导致全球化的单边统治，而我们的主张是“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主张“不同的文化，根据不同的思想基因，选择不同的路径，通过相互弥补和产生共鸣，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困惑”。

参与世界大问题的讨论

对当下的中国人来说，我们能不能拥有和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力相应的思想能力，以奉献于我们面对的世界呢？

“多年来，很多人都是用西方的观点、概念和思想来做研究，而不是从中国的根本出发。所以外国人较少尊重当代中国的学者，他们认为中国古代的学者，很厉害，很高明，此后就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全世界公认的思想家或学者。”

但是这些年，这种情况正在被改变。乐黛云多次用“兴奋”来表明她的心情。她对中国青年学者带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和世界展开的对话，在对话中产生的影响，感到欢欣鼓舞。“这些原创性的思想，应该像费孝通先生讲的，是从中国文化的基因和根部出发而阐述的，是面向世界，从根本上为解决人类大问题而提供思想支持。”

乐黛云首先举出的例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思想上接受了“自私”的观念，这应该是市场经济和西方文化带给中国的有益影响。但是“从中国传统来说，这种‘自私’的观念和‘责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对‘自私’形成一种有效的制衡。在西方的个人权利思想的支配下，自私的泛滥和极端化就是走向贪婪，就是排除他人利益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中国，我们强调权利和责任的对等，父慈子孝、君义臣忠、兄友弟恭，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只有担负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才能享受应有的权利。也就是说，只有确保社会关系的安全，才能把冲突最小化，从而使整体利益最大化”。乐黛云介绍说：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通过“北京论坛”“世界中国学论坛”“博鳌论坛”等积极参与世界大问题的讨论，有效地把有关的中国思想嵌入世界思想的脉动之中。

乐黛云提供的另外一种例证是近些年来在国内外蔚然兴起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在哲学上为人类未来生活的可能性提供了积极的回答，不失为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的一剂良药。”20世纪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反对独霸、专权和定于一尊的威权思想，反对宏大、崇高的叙事，猛烈地解构了现代社会所宣扬的基本价值观念，将世界和生活碎片化，使周围的事物失去意义的深度。“后现代主义在打碎坚固的统一性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它的离散型和碎片化也导致了人类互不关联、精神空虚的危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美国西部，以美国克莱蒙大学过程研究中心为基地，兴起了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思潮，他们主张不同文化的平等共生，提倡创造，重视自然生态，关心社会和谐，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来自中国的青年学者，带着东方文化背景，深深地参与到这个思潮的兴起之中，并有了突出的贡献。例如，2005年，在中国学者王治河的推动下，成立了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取得了广泛影响。 “从解构性转变为建构性，从粉碎思想到建构思想”的深刻转变中，中国思想家发挥着重要作用。” 乐黛云教授说。

在乐黛云看来，另外一个关于世界大问题的思想，是关于世界政治制度设计问题的“天下”和“帝国”的争辩，这个争论的源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青年学者赵汀阳出版的着作《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赵汀阳认为，世界历史上一直缺乏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的价值观和秩序。曾支配世界的英国和正支配世界的美国从来都只有国家理念，从来都只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它们的“世界思维”只不过是推广自己的特殊价值观，把自己的价值观给予普遍化，在关于世界政治的问题上，中国古代的世界观，即“天下”理论，是唯一考虑到了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的合法性的理论。因为只有中国的世界观拥有“天下”，这个在级别上高于/大于“国家”的分析角度。

乐黛云教授说，“天下”理论，已经产生了广泛国际影响。意大利思想大师翁贝托·艾柯，欧盟跨文化研究院院长阿兰·勒皮雄，印度尼赫鲁大学校长、着名政治学家巴惟尔·阿罗拉等许多外国学者都给予较高评价。

“ 如果说‘天下’理论主要是从世界政治的角度设计哲学建构的话，李泽厚先生这些年一直在提倡的‘情本体’则试图通过对中国礼乐为主、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的转化和提升，在个体精神生存的层面为人类未来的幸福生活求解。”乐黛云说。

她认为，“在西方，工具理性膨胀，绝大多数人不能不被捆绑于机器和物质功利。理性和越来越精细的分类使人的视野越来越逼窄”，这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西方哲学家在努力寻找出路，李泽厚对此形象地概括为：以文化解构路径为代表的“动物的哲学”、以语言分析路径为代表的“机器的哲学”、以抗拒死亡路径为代表的“士兵的哲学”。这些哲学为解决人类困境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但是都没有把人生的根本问题解答清楚，这个问题要探究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人要活着”“人如何活下去”。“‘情本体’的提出和阐释，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中国式解答”。

乐黛云认为，中国人讲亲情，中国美学的根本是陶情冶性，抵制把人变成物。中国文化强调心性的修养，讲究“天人合一”，而不是追求功利，这对于批判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面向世界的中国态度

“但是我们的思想要面向世界，不能采取西方的那种征服、压服的方式去实现。” 乐黛云认为中国文化面向世界存在一个态度问题。过去，我们对西方的文化要么是拒绝，要么是逢迎，这都不好。“要增强自己的文化自信和自觉，但是对别的文化也要有同情和了解。”乐黛云说。没有同情和了解就不能和别人交流。在这方面，林语堂是一个很好的先例。“70多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再没有像《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那样中西汇通的、持续52个星期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排第一名的、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呢？”乐黛云教授相信中国的年青人会让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大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