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艺术的巨变是有目共睹的，它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又实现了结构性的转换。从历时性看，当代中国艺术实现了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到当代主义的嬗变；从共时性看，当代中国艺术构成了主流艺术、前卫艺术与学院艺术的三足鼎立局面。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中国人的“艺术观”却陈旧如昨！这就造成了在我们头脑中的艺术观念与现实中的艺术实践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内在矛盾：持有旧有艺术观的接受者们，他们拒绝那些“看不懂”的艺术；而艺术观念超前的艺术家们，他们却又“自成系统”而脱离了生活世界。

今天，我们需要的正是一种崭新的艺术观。只有首先转变了观念，转变了我们头脑中的艺术观念，才能初步解决观念与实践之间的这种不可调和的内在冲突。然而，建树当代中国艺术观的新路究竟何在呢？

这种艺术观的新构，一方面要与当代中国艺术发展的实情相匹配，否则，艺术观就会被建成空中楼阁而毫无依凭；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本土自身的理论规定，否则，艺术观的建设就会成为沙上建塔而失去地基。用更简明的话来说，当代中国艺术观既要“与时俱进”，又要“扎根本土”。

所以说，当代中国艺术观亟须加以重建，它要成为既带有“当代性”又具有“中国性”的艺术观，而重建的最切近的途径之一，就是以中国化的当代“生活美学”来革新当代中国艺术观。这意味着，当代中国艺术观的最新建树，要再次回归到“现实生活”，要重新定位于“新的美学”。

当代中国艺术观要成为“当代的”艺术观，就需要应对当代社会与文化的转化而及时调整自身，而当代文化转化的重要面相就是所谓的“审美泛化”，它具体包括“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生活化”两种逆向的运动。实际上，艺术的创作与接受都不可能是空穴来风，都是深植于当下生活之中的，而当代的生活已经越来越被审美化了，出现了一种将一切日常事物赋予审美意义的“超美学”现象。在这种生活美化的现象愈演愈烈的同时，当代艺术的先锋也在实现着另一种转化，那就是将审美活动越来越拉向了日常生活，艺术与非艺术的交融地带，恰恰成为了当代艺术家们最集中工作的舞台。

关于“审美价值”无尽扩散的极端现象，关于当代文化趋于“审美化”的极端状态，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曾有句名言颇为引人注目：“当代一切事物都成为审美的时候，那就无所谓美与丑，而且，艺术自身也就消失了。”这样的评论看似耸人听闻，但他前半句所说正是当代文化的审美泛化，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就是今日的审美领域已经没有那种关于审美判断与愉悦的“金规则”存在了；后半句所说的正是“当代艺术终结”的重要问题，但在笔者看来，艺术的未来终结之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回归生活，从而再度融入生活的母体与洪流当中。

当代中国艺术观要成为“中国的”艺术观，还需要继续破除我们头脑当中对于“西化”艺术观的崇信。在对待艺术的态度上，“艺术自律论”可谓首当其冲，艺术本身被视为一种超越了外在语境关联的封闭实体。然而，这种艺术观却完全是舶来品，中国传统的“艺道”观念却从未将生活超越于生活之外，而只有西方近代文化才达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巅峰。随着“现代主义”艺术运动的远去，人们才逐渐意识到，“现代性”艺术发展的内在悖谬之处就在于：具有现代性维度的艺术在寻求“艺术解放”的同时，也在逐步消解着它们自身的存在。

“当代主义”的艺术实践恰恰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艺术与生活不再是相对而出的，艺术正在逐步地融化到生活当中。由此可见，在当代世界，艺术也不再被视为对现实的否定、拒绝乃至颠覆，那种“现代主义式”的艺术否定生活力量，也已被“当代主义”艺术无情解构了，艺术在当代社会不可能再成为那种高高于生活之上的独立体制。于是乎，我们看到的全球艺术流变的主流就是，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得到了“内在爆破”，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愈来愈难以辨清，近代时期才被真正建构起来的“艺术自律”的西化观念不攻自破了。

实际上，真正支撑了“艺术自律论”的，乃是近代西方的一种主流美学观念，那就是“审美非功利论”。这种理论如此强大，以至于它几乎构成了现代西方美学的基础，然而，这种观念在当代的确陷入了窘迫而难以为继的困境。这是由于，当一切事物都趋向于“审美化”“文化化”乃至“博物馆化”的时候，原来那种审美价值的“单一而纯粹”的生产机制均已告破，这就构成了一种当代文化的“美学物化”的基本走势。在这种社会境遇下，我们更需要强调的是审美与生活之间的本然关联，因而，“生活美学”在全球与中国同时出场就成为大势所趋。

“生活美学”是新世纪国际美学的主潮之一，也是当代中国新兴而起的“新美学”。从国际美学的主潮来看，这种美学已经成为了国际美学的新生长点，因为过去的西方美学仅仅以艺术作为唯一研究对象，却忽视了对于生活世界的美学探索，而今日常生活或者日常美学已成为了国际美学家所关注的焦点。过去的“艺术哲学”研究尽管仍在继续但正成为昨日黄花，“环境美学”业已成熟正值自我总结阶段，而只有“生活美学”展现出来了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