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画坛卓有成就的实力派艺术家，唐勇力从艺以来第一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个人展览，纵向勾勒出他从艺几十年来的艰辛探索历程。“再创唐风——唐勇力”的这次展览包括《开国大典》、《艺取敦煌》、《大唐意韵》、《研修探索》、《诗中有画》、《人体之美》、《游观造化》等各个系列，涵盖了他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呈现出他日益精进的艺术风貌，全面展示了他的艺术个性与艺术成就。而占据中国美术馆圆厅，堪称扛鼎之作的巨幅工笔人物画《新中国诞生》，浓缩了唐勇力几十年投注于技法创新的全部努力，以排山倒海的恢宏气势，厚重沉郁的历史沧桑，刻画传神的人物形象，营造出震撼人心的视觉效果，展现出泱泱大国的气度风范，折射出新世纪以来的当代史观，成为当代中国画创作的鸿篇巨制。作为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的重要作品，《新中国诞生》已由中国美术馆收藏，它将与董希文《开国大典》一起，成为当代中国美术史上不可或缺的艺术经典，标志着当代中国画创作中的又一高峰。

当代历史观的呈现

唐勇力是同时兼具天赋与勤奋的艺术家。成名既早，每个阶段都有代表作品问世，并先后在中国美术学院与中央美术学院求学、就教，这使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多种艺术风格也早已为人所熟知，但毫无疑问，《新中国诞生》成为他艺术创作生涯的最高峰。或者说，这件作品的诞生，需要我们对唐勇力进行全面的、全新的认识。

自创作伊始，要不要以新中国成立为题材再次进行美术创作，特别是中国画创作，就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这是因为，董希文先生的《开国大典》早已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深入人心。然而，唐勇力知难而上，他的工笔重彩人物画《新中国诞生》 调动了他所有艺术积累和人生经验， 历经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呕心沥血，心无旁骛，终至大功告成。2009年9月22日，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新中国诞生》第一次与观众见面，获得了极大反响。随后，它又随展览赴杭州、上海、深圳、广州等十几个城市展出。

尽管这幅鸿篇巨制的诞生给予专家评委们意料之外的惊喜，但完成之初对它的评价还是有所保留，激赏与批评兼而有之。毕竟，先入为主的观念要想改变谈何容易！作为新中国成立的同一题材，要对唐勇力《新中国诞生》进行一个准确的评价，董希文的经典油画《开国大典》成为绕不过去的话题。

如果单从画面来看，二者之间有这样一些明显的不同：

切入点不同。《开国大典》选择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最高潮的部分：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它描绘的是历史的一瞬，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之初人们的心情与当时的气氛；《新中国诞生》则是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思考与回顾，它选择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届63位委员的群体像，深刻揭示了新中国成立这一漫长而艰巨的历史过程中所有的政治力量与个人作用，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录与深刻思考。因此，前者是抒情性、象征性的，而后者是历史性、史诗性的。

视点不同。在《开国大典》中，观众与艺术家一样，同在开国大典的现场，仿佛一同站在毛泽东主席的身后，望向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的广场，蓝天白云无限广阔；而《新中国诞生》中，观众与画中人物面对面，似乎面对着的是我们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观者与画中人物之间已经隔开了历史的长河，我们怀念他们，探寻他们，如同在探寻过去为我们所已知或不知。

构图不同。《开国大典》的中心人物是毛泽东，处于画面绝对的中心位置。与历史镜头所展示的不同，油画的构图明显强调了周恩来、朱德等领袖人物与毛泽东的距离。随后几十年间，突出领袖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的构图越来越固定为政治要求。而在《新中国诞生》中，不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各位成员之间没有距离，民主党派的各位委员之间没有距离，甚至犯过重大历史错误的林彪等人也没有距离，63位人物全部一字排开。

色调不同。《开国大典》采用的是明亮的，大众的，近乎原色的单纯色调，表达出喜庆的气氛与欢乐的心情；《新中国诞生》则采用既金碧辉煌又不喧闹的暗色调，烘托出崇高、神圣的气氛，虚染法与脱落法的运用强化了厚重的历史感。

不管两件作品的切入点、视点、构图、色调如何不同，二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历史观的差异。一个是沉浸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种自豪与澎湃激情当中的艺术家，一个是出生于1951年、经历过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的21世纪的艺术家，前后相隔近60年，他们对同一个事件，都做出了符合自己那个时代的艺术表达。而《新中国诞生》的最大价值，在于其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历史，创造了当代历史观关照下的艺术真实。

什么是当代历史观？就是面对我们所处的世界，当下所能够达到的对历史的认识深度。这是打破思想禁锢、面对开放的、全球化的世界时所应具有的历史观。我们不会忘记，《开国大典》所经历的数次“改画”，将真实的历史人物肆无忌惮地从真实的画面中抹去，正是特殊历史背景下扭曲的历史观的真实反映。董希文内心的痛苦无法言喻。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选择时代，每一代人都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性。尽管如此，以不同版本出现的《开国大典》仍然是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然而，当中国社会历经60年的沧桑巨变之后，今天的世界不只是物质领域的日新月异，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多少深刻变化！对历史真相的探究，使得人们敢于面对真实，而英雄崇拜个人崇拜转而被理性的客观评价所取代。

唐勇力将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全部63名委员全部请上了画面，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性时刻，还有数位委员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出现在现场。他也没有抹去任何真实在场的人物，不管这位人物日后有什么完全不同的政治评价。他尽力还原历史，揭示新中国成立的伟大历程中凝聚的所有人物和力量。这是艺术的真实，而艺术的真实是更为本质的真实。

正是因为不同时代不同的历史观，使得两位艺术家注定要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构图、色调、视点……而他们所选择的表达方式，准确传达出他们所处时代所具有的历史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两件作品都成为当之无愧的艺术经典。

《新中国诞生》的艺术成就

将《新中国诞生》称为经典，这样的判断是否夸大其辞？确实，经典作品必须经过时间的检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艺术创作严肃而认真的分析与判断。没有任何一件作品不经过选择、评价而自动进入美术史，当下的艺术批评应当而且必须承担这样的责任。然而，常常的结果是，艺术批评既缺乏对打着艺术旗号而行非艺术之事说不的勇气，也缺乏对创新说是的底气，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仍然在于长期以来西方话语权的逼迫而导致的文化自信的缺失。我们应当勇于作出自信的判断。

唐勇力《新中国诞生》的成功，首先在于它创造了艺术的真实。画面上，精心刻画了以毛泽东为中心、一字排开的63位历史人物。四根粗壮的红色圆柱，象征着新中国的栋梁；巨大的红色灯笼，昭显出喜庆的气氛。汉白玉栏杆洁白无瑕，是人物精神的巧妙投射；精美而刻画细腻的窗格，既极大增强了画面的美感，又暗示出新中国与古老中国的内在联系；特别是七八十只和平鸽，以各种优美的姿态飞翔， 打破了直线、竖线构图的严整，使画面灵动而有生气，也寓示着新中国和平、繁荣的光明前景。唐勇力将当代人对历史的思考与感受融入到画面当中，塑造了63位栩栩如生、刻画深刻的人物形象，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可圈可点，经得起琢磨，耐得住品味，绝大部分人的精神气质都刻画得生动传神。新中国不是某一个人缔造，个人崇拜早已不是时代的主流。身处21世纪的今天，再回望那一段艰难而伟大的建国历史，多了一份理性、多了一份思考，多了一些历史的沧桑与感叹。

如果说以理性驾驭的画面还原了历史的真实，但这是艺术的真实。这不是历史曾有过的画面，而是对历史事件的深刻洞察，蕴含着当代人深入思考的结果：新中国的诞生，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历史的选择与必然。

唐勇力几十年投注于技法创新的努力，在这幅作品中得到了完美表现。他将中国画写意精神灌注于他人物造型当中，使得他的人物刻画准确、传神，有血有肉；开悟于敦煌壁画的虚染法、脱落法，将历史的厚重感、沧桑感渲染得恰到好处，使整幅画面似乎包裹在浓厚的历史氛围当中，吸引你不由自主地走近些、再走近些，想要看得更为真切。而一旦走近，你会发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一个个历史人物仿佛就站在你面前，音容笑貌，一如往昔。

第二，《新中国诞生》拓展了当代工笔人物画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可能性。当年凌烟阁中绘制的二十八位功臣像已成往昔，今天如何用工笔人物画来表现重大历史事件，这却成为一个新的开始。如同交响乐中的华彩乐章，《新中国诞生》可以说是炫技式的，技术含量之高使得技术本身成为这件艺术作品的重要看点，成为中国工笔人物画可资学习借鉴的样本。在这件作品中，全面展示出作者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选题切入点的独特性，构图的严谨与深刻，人物造型准确，人物刻画传神，一字型布局中利用人物服装色彩色调的深浅而巧妙形成画面疏密、错落的节奏感，也使得人物形象更显得丰满、立体。

第三，《新中国诞生》彰显出绘画特别是工笔人物画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对抗了影像的压迫而重获自身的存在意义。自摄影出现以来，对画的冲击巨大，以写实为主的古典绘画遭到质疑。绘画一路走向抽象、观念、行为、装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摄影的反抗。《新中国诞生》以历史画的鸿篇巨制，完成摄影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它不是对客观对象的照搬照抄，也非通过对客观对象的截取来表达某种主观的感受，而是一种艺术创造，将主观感受转化为客观事物而呈现出来，由此摆脱了机器的束缚，通过心手的无间配合而获得精神表达的完全自由。

深厚的人文关怀

如果没有《新中国诞生》就没有今天的唐勇力，但没有之前所做的一切准备，也不会有今天的《新中国诞生》。毫无疑问，《新中国诞生》是唐勇力个人创作的总结与高峰，是他的代表作。而他多样的艺术面貌，也在中国美术馆的首次展览中得以完整呈现。

唐勇力将这次展览命名为“再创唐风”，内中含意耐人寻味。首要之意当是追慕盛唐之风，而盛唐在中国人眼中代表的是盛世中国的恢宏气象与兼容并包的艺术胸襟；“唐风”也是唐（勇力）派艺术之风，是唐勇力对艺术的自信与自觉。在他耳顺之年时，唐勇力写下了一段悟语，道出了他几十年朝斯夕斯，心无旁骛，怀文抱质，品为上、格为逸的艺术追求，以及厚德载物、仁者无忧、大音希声、天人合一的人生感悟。

唐勇力的艺术风格当然受到盛唐之风的重要影响，他以《艺取敦煌》来概括自己的重要创作，直接点明他取自敦煌壁画的艺术灵感。他的创新技法虚染法、脱落法也是从敦煌壁画而来。开始于90年代初期的《敦煌之梦》是唐勇力持续至今的重要创作主题，这不仅是创作题材的选择，更体现出唐勇力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为芸芸众生寻找精神寄托的努力。在他的“敦煌之梦”系列中，西北土地上的俗世众生，就生活在石窟壁画中的佛菩萨身边，他们虔诚地祈祷，劳动，生息。佛光普照，照进现实人生，迟暮之年的老人，未谙世事的小孩，地里劳作的农民，时尚的青年女子，都笼罩在佛教的光辉之中。《大唐意韵》则是从传统人物绘画中追寻唐风，独具一格的人物造型与色彩艳丽的总体风貌，自有一种诗意与趣味；《人体之美》则呈现出强烈的当代性，女性的躯体，从不同角度刻画得十分细腻，而人物的头部则被一团头发取代，根本没有面目。也许当身体仅只作为精神的物质载体而存在时，它本身是没有面目的。而在展览的最后一部分，唐勇力展示了线性素描的多幅作品，这是他自觉的理论思考与追求，是他对中国人物画的创作、教学进行的富有成效的改革与尝试。

仔细品味唐勇力的每一幅画作，可以让人深切地感受到，在唐勇力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表现出对技术创新的孜孜以求。技与道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技则道之无存，没有道则技之无用，道依存于技而生，技依靠道而找到方向，只有技而没有道就只能是匠，不可能到达艺术的境界。无论是唐勇力的线性素描，还是他的虚染法、脱落法，以及他将白粉底用到极致所形成的全新的画面效果，唐勇力二者兼备，不断探索技艺的精进，由技进道，最终形成了来自于传统又不同于传统的独特个人经验与表达，并由此构成了唐勇力的个人艺术风格与魅力。

还有，作为教师，唐勇力对教学的认真与投入，对学生的负责与影响，有目共睹，令人钦佩……

对于一位中国人物画家而言，唐勇力的艺术创作正处于全面成熟期。全面的艺术积累，全力的精神投入，催生了黄钟大吕式的《新中国诞生》，成为新世纪之初当代中国画坛的经典之作。可以相信，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将从唐勇力的笔下呼之欲出，我们期待着他带来更多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