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恒（下文中简称陈）：祖籍中国台湾，世界着名陶瓷产销集团“法蓝瓷”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上世纪90年代陈立恒为世界顶尖之礼品制造商海畅集团的董事长。他以建立华人的高端文化品牌为己任，2001年创立法蓝瓷公司，其产品迅速攻占世界各地百货精品橱窗，在全球建立了6000多个销售点，改变了百年来陶瓷产业由欧洲名窑独领风骚的历史，使法蓝瓷成为享誉国际的高端瓷器品牌。陈立恒还以“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为理念，致力于推动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提升，在文化界产生广泛影响。日前，记者在北京对陈先生进行了专访。

记者：从您的经历中，我看到，当初您在辅仁大学学习的是德国文学，后来做过一段音乐，最后才选择陶瓷作为自己的职业方向。陶瓷的科技性、技术性很强，这和您当初的知识储备是有很大距离的，您如何做出这种选择？

陈：关键的不是选择什么，而是选择后把它做好。一个人会因为好奇心，把一件事情做得比别人深。为什么着迷陶瓷？好奇。我发现，陶瓷变化多端，变化幅度很大，有很高的技术含量，但正因为这样，很多人愿意搞，所以陶瓷发展到今天。人类要是没有陶瓷，三餐碗筷就不容易清洗，就会藏污纳垢，健康状况就很糟糕。

当年自己的知识积累并没有浪费。没有德国文学，我就很难有德国人的扎实，德国人的严守纪律。德国人很重视手工艺，没有好的手工艺，就不可能有好的轻工业，就不可能有好的重工业。他们很重视手的力量，德国家庭主妇每天把家擦得很干净，尤其玻璃，如果不干净他们认为会带来霉运，所以家庭主妇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不是擦地板，而是擦玻璃。

从音乐的体验中，我学到如何作曲，如何在安静中接受一个灵感，在灵感的启发下更深地和乐器接触。有灵感的时候，就是你的频率和乐器完全一样的时候，没有杂质的时候，音乐会让我们懂得调频。这是个感性美学经济的时代，只有对人文精神、对人性有足够理性精确的把握，才可以创造一种好的感性，引起别人的共鸣，这就是所谓的时尚。

记者：和很多企业家相比，无论是总结过去，还是判断未来，您都表现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理论思考和反省的习惯，这样的思维习惯是如何培养起来的？

陈：这也许是某种天赋吧，但是确实得到了后天的磨练。我在辅仁大学的时候，拼命玩音乐，很多德文单词背得不熟，德文的文法又不是那么容易搞懂，老师一让作文，就很容易暴露这个缺点，所以我就想，用怎么样的方法可以避免这种弱点？就想到言简意赅，这有一点像下定义，比如你刚才问我时尚，我写几句话就把时尚讲完了，不必写一大堆。结果这个课堂，我得到很高的分数。很多老师抗议，怎么写了一两页的输给两三行的？我的老师说，会下定义的是天才。这对我是个鼓励。所以，我慢慢习惯，把长篇大论的事情用很简单的语言诠释得很到位。我的员工最多时接近10000人，我发现，只有用言简意赅的办法，才有可能把一天内需要做的决策做完。后来偶然看到一本书，美国领导学家华伦·班尼斯（Warren Bennis）的《新领袖主义》，他说：当领导的第一个要务就是会下定义，我一听就很高兴。（笑）所以，我觉得，用最简单的方式诠释复杂的食物，是一个思想家、哲学家应该具备的能力，企业家当然需要这种素质。

记者：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把人生分为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您是如何理解一个企业家做生意的境界问题？

陈：我做生意，很少谈挣多少钱，赢多少利润。我相信，千年之后，你要是挖到一个法蓝瓷，一个iPhone手机，你一定选择保存法蓝瓷，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产品千年后还有价值。所以，一个商人，如果可以同时创造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普世的人文价值，就会让人家尊敬和缅怀，这就把做人的价值和做生意的价值结合起来了。

商人只有成就他人，才能成就自己。你会发现，人类的需求是多元的，太多的商人只是觉得，你要不要杯子？人类需求很复杂的，很多女生买了法蓝瓷回去，老公说，我们家缺杯子吗？不是一个实用的杯子，而是一个美丽的杯子启发了生活的美好，你要一个新的美好的东西来丰富你的人生，让你的人生有一个新的起点，不是吗？佛教说：从业要无害，方为最吉祥。那个无害的心，也是心存善念的心，也是人类最终的最真的性情的表现，也是善意，这也是别人需要的。所以，人的骨子里是要真善美一体的，我们的基因里头，已经深深地植入这样的感受。

记者：中国文化走出去，一个重要的门槛就是产品中的中西元素的融合，法蓝瓷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优秀。您在设计和制作中，如何把握东西方的文化特点的？

陈：一个器物，由形、色、质构成，东西方在这些方面很不一样。比如颜色，东方人是咖啡色的眼珠，西方人是蓝色的眼珠，所以东西方对色调的适应不一样。我们喜欢大红大绿，西方人觉得粉色更宜人。东西方有哪些共同点，哪些差异？这是商业机密。（笑）物体除了外在的特点，还应该有一个内涵。内涵就是一种生活哲学观。这就是以瓷载道。杯盘为什么不做成圆的而要做成蝴蝶的形象？我的内涵是要提醒你接近自然，自然中的两只蝴蝶，它们好像还挺恩爱，蝴蝶还可以代表变化、感情、禅味，你可以想象到很多。这个杯盘就变成一个故事的叙述者，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只是供放杯子的盘。这不是更高的一级了吗？内涵才是重要的，形、色、质这时就不是最重要的了。抓住最大的人性的共同性，把中华文化生活中对此问题的深刻体悟讲出来，再抓住形色设计中的共同点加以诠释，这个产品就能得到东西方的共同认可。

记者：在您讲述企业的历程和自己理念的时候，有一个核心词“精致”，这让我想起白先勇先生频繁用“精致”这个词描述昆曲，“精致”像是您的一个核心理念？

陈：陶和瓷不一样，从陶到瓷是一个进化的过程，是一个精致化的过程。陶是被污染的瓷，分子之间是分散的，手牵手的力量很弱，不是一家人；而瓷是千篇一律的，结构紧密。陶600度可以烧好，但是不能盛水，还容易藏垢纳污；而高科技的陶瓷甚至要烧到1600度，可以盛水，可以当涂料，可以当人工的关节，所以瓷到了另外一个境界。你就明白了什么叫精致，精致是不是带来了更大的价值。所以精致是人类在解决了温饱问题的时候，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对中国来说，温饱问题大部分解决了，要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不再是马马虎虎，不再是差不多。精致讲专注，当我们给收音机调频，你明明想听98.1，调到98.2，差0.1，没事？这是另外一个台。（笑）这就是不精致的结果。所谓精英文化，就是在净值方面可以发挥带动作用的文化，树立一种标杆，一种梦想，大家开始去追求。人类的动机、动力就来了。只有精致，才能使得我们具有更高的境界和格局。

记者：沿着这样的理路，法蓝瓷在大陆的业务进展非常迅速，这说明大陆人追求精致化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这种“精致化”似乎可以理解为“艺术化”？

陈：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大家就开始寻找更美好的生活。更美好的生活，就是做事要有品质，生活要有品位。品味怎么定义？生活艺术化就是品味。艺术又是什么？艺术就是创新。一个女生换一个发型，很美，为什么？创新。一个创新要达到以下的功能，这个创新就有意义了：一是能不能打动你的心；二是启发你的想象力；三是丰富你的人生；四是帮你表达别人不能表达的。进一步想，品位之后还有品格？就是一种道德追求，人格风范。这是三位一体的生活。西方的工业革命早，二三百年来，他们的文化不知不觉地超越了我们，我们到巴黎、到柏林，觉得到处是精致的艺术，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这些年大陆适应得蛮好。我再建言一点，就是大陆还需要更关注最基础的文化建设。每个人如果有很好的基础，就会产生很好的文化服务力，很好的文化服务力内化成熟后，可以和不同的创意结合。如果我跟陶瓷结合，就是法蓝瓷，你跟文学结合就可以创造很好的文学作品。所以大陆什么时候可以做到文化三品——品质、品味、品格，我认为会很快。但是还是要回到基本的地方。比如，现在每个小孩都会有梦想，我们要鼓励梦想，但是诗人济慈说：“梦想是责任的开始。”大家都可以做梦，但是要负责任，不可以害到别人。这需要通过不断修正达到“正果”。这个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就看哪个国家处理得好，才能有更大发展。商人是我们这一代的精英分子，在带动文化创造，假如商人不懂得文化创造，不懂得搞好自身的文化建设，将来的文化复兴，就只能是表象，而不是内在的。

记者：从您的言行能感受到，您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心很足，期许也很高。今天，很多年轻人觉得中国处处不不如人，好不容易有点成就了，也是问题成堆，好像是假象。您的自信心何来？

陈：我的信心来源于中华文化五千年来的文明的接力。我们的经典史籍储藏得最好，这都是生活的结晶、历史的智慧啊，所以，我们很容易回溯老祖宗的成长过程，体味他们心智模式的一步步提升。我们很早就有文字，很快就有了造纸。当犹太人只能把摩西十诫刻在笨重的石头上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开始造纸了。中国还是第一个做印刷的，不用写，大量印刷就大量传递出去。唐代的时候，有22个异族生活在长安城向我们学习，我们多时尚？

早期中国外销的产品都非常贵重，为了得到普鲁士帝国腓特烈·威廉一世的127件中国瓷器，奥古斯都二世竟以600名全副武装的萨克森近卫骑兵去交换。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天地人的观念，人和人的互动，像孔子的“仁”，孟子的“民为邦本”。中国元素，最成功的元素，不是龙的图腾，而是生活哲学观。所以，实际上5000年，我们只是在这二三百年落在后面。我们没有信心？信心十足。

重要的是我们要尊重老祖宗的文化资源，要研究如何去重新运用，用创意打造传统，使之迸发现代的魅力，把文化传统变现成文化资产。不要捧着金饭碗仰人鼻息，什么都往外看。我们的血脉、基因，是老祖宗一代代积累、进化来的，想把它切割掉？这是犯了大忌的，你的DNA怎么可以突然脱轨呢？西方现在有很大问题，华尔街金融危机就是，我们的历史智慧倒是可以帮助我们超越贪婪的唯利主义。只有从根出发，把优秀的资源衔接好，利用好，加以突破，加以超越，才能期待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