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西方史学的漫漫长河，曾经先后经历过多次重大的转折和变迁。中国史学家张广智先生认为，西方史学经历了5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和变迁：第一次是西方史学的创立，发生在公前5世纪的古希腊时代；第二次产生于公元5世纪，从古典史学转向基督教神学史观；第三次从文艺复兴开始，人文主义史学诞生；第四次发生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第五次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最近的一次风向转变发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以所谓“文化转向”或“语言学转向”为标志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加之50年代后形成的社会史或社会科学史研究日益暴露出的问题，出现了以新文化史兴起为标志的新的转折。

新文化史得名于1987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召开的一次法国史学术研讨会，两年后结集出版的部分论文集定名为《新文化史》，这也同时为70年代后在西方史学出现的这一股新的研究取向正式定下了名称，从此原本各家纷纭自说的诸如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人类学史学等名目都统一在了新文化史的大旗下。

美国历史学家，新文化史的领军人物之一林·亨特在1989年《新文化史》一书的导论中，直言新文化史是对社会史研究取向的反动，她将矛头直指爱德华·卡尔的社会史主张——“历史学越来越具有社会学的内容和形式，社会学越来越具有历史学的内容和形式，对两者就越有利。”2001年，在英国史学界，为纪念卡尔的《历史是什么》一书发表40周年出版的文集《现在历史是什么》中，理查德·埃文斯坦言当年卡尔所歌颂的历史写作形式业已被取而代之了，“在它的位置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对文化史的强调，身份、意识和心态等方面替代了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权力的经济基础。历史学中的宏大叙事和伟大目的论的崩溃，帮助个体的人恢复了在历史记录中的位置，历史学家重新开始书写人，尤其是关于那些卑微的、普通的人们、历史上的无名者、历史转变进程中的失败者和旁观者”。总的来说，新文化史学牢牢占据了20世纪后1/4时代里西方史学的主流位置。

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是对既成的社会史、经济史和人口史的一种突然暴发的批判。相较于之前的历史研究取向，新文化史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注重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层面，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新文化史在方法上借助了文化人类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

以新文化史学为标志的历史学领域的文化转向，并不是简单地在众多的历史研究取向中增加了一个“文化”的概念，而是一种全方位的史学风气的转变。具体而言，可以理解为3个层面或维度上的转变：第一，在西方史学主流中，出现了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第二，在文化史学科内部，发生了从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第三，在历史学的其他分支领域中，也表现出由非文化向重视文化因素、采取文化分析的转向。

从历史学内部来讲，新文化史的兴起并不是少数几个历史学家个体的行为，也不仅限于一两个国家，它是一场国际性的集体运动，其源于法国、盛于欧美、影响遍及世界，近些年来我国史学界也开始日益关注起新文化史的发展，不仅做了大量译介传播的工作，类似的研究取向也在中国史的研究实践中不断体现出来。在历史学的主流中，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基本取代了社会经济史（或社会科学史学）的位置；在一些相对独立的非文化史的史学分支中，如政治史、经济史、科学史、思想史等，也各自出现了文化转向的趋势，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成为这些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化分析、微观研究、符号、象征和仪式的解读、对交流与传播过程的考察、注重表象与实践、关注日常生活和底层群众、强调叙述性和通俗性，这些都是新文化史的重要特征。由此，新文化史颠覆了之前社会史唯社会经济因素的简单决定论，将文化从一种被决定的“上层建筑”位置解放到了更加基础的层次，作为历史发展不可缺少的决定因素之一；新文化史也打破了传统文化史唯知识精英的狭隘偏见，用一种更广泛的文化概念，还原了普通人的文化和生活。

从历史学外部而言，一方面新文化史的兴起是同整个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风气的转变相一致的，可以被包容在广义的文化研究的范畴之内，它既是一种在历史线索和框架下展开的文化研究，又是一种具有文化视野和取向的独立的历史研究。另一方面，它从外部的其他学科的发展中得到了非常有益的借鉴，整个现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走向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历史学不再是孤立和封闭的，其开放性使得20世纪初新史学召唤“同盟军”加入，成为世纪之交新旧史学兴替的重要动因，也使得社会史或社会科学史在五六十年代依靠同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和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联合而一领风骚。新文化史则投向了另一些学科，它从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获得了文化的概念、研究的视野和解释的手段，从文学理论、语言学和符号学那里得到了分析的武器，又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后现代思潮中学会了批判的态度。

要讨论新文化史，首先碰到的难题就是如何定义“文化”以及“文化史”。文化是一个非常模糊而多义的词语，长期以来学界并无一致的界定。1952年，两位美国人类学家对过去种种有关文化的概念和定义进行了一次细致的梳理，收集了从爱德华·泰勒开始的多达164条有关文化的定义，这个数字显然将会更加庞大。虽然大多数新文化史家倾向于借用来自人类学的“文化”定义，但从泰勒、马林诺夫斯基到福德·吉尔茨、马歇尔·萨林斯等人类学名家对文化的理解也莫衷一是，而文化史正是要对这个无法给出一致性界定的词所包含的内容展开研究，这似乎使这一学科陷于一种无所适从的境地，假如根本连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都无法确定，研究本身似乎也变得毫无意义了。但事实上，这或许并不是坏处，由于文化概念的模糊性和巨大的包容性，所谓“一切皆文化”，在广义的文化概念下，文化史是对历史学中日益出现的“碎化”现象的一个很好的纠正。

当然，研究对象的多样性的确为把握新文化史的整体面貌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有必要转而从它们的研究方法中寻找共性，如对符号、象征及其解释的关注。虽然在有意或无意中，符号从艺术到日常生活无处不在，但以符号学观点认识过去的方法却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研究路径。这种独特性是大多数新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普遍特点，也使它有别于了社会史、经济史和政治史等。

如果将20世纪的西方史学看作是一个整体，从世纪之初吹响新史学的号角，到50年代后经济社会史的洪流，直至70年代末新文化史所带来的“文化转向”，我们看到的是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拓展，是历史学不息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前进步伐。时至今天，新文化史的发展已有差不多四十年的历史，历史学自身的新陈代谢已使有学者提出了“超越文化转向”的呼吁，新文化史作为一个时代也在渐渐落幕。

在过去40年间，新文化史所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各个领域的历史学家都不能避免地受到了这一研究风气的影响，而主动或被动地加入到了新文化史的潮流之中。至于新文化史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因素的被过分夸大，一是“文化”概念的被滥用。

第一，如新文化史过去所反对的那样，经济社会史中唯经济、社会因素决定论的观点将文化束之高阁，忽视了同样具有根本性作用的文化因素在人类历史进程当中的作用。但一些新文化史研究在对社会史的反动中，矫枉过正由此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许多研究给人以唯文化论的印象，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因素被一概忽略了。不过，新文化史对经济社会史的反动更应被理解为一种纠偏和矫正，其要求的是恢复文化在历史写作中应有的位置，并不是以消灭社会的考量为前提和目标的，而是去挑战它们，通过引进不同的历史研究方法和不同的认识论——来刺激历史学科。

第二，新文化史采用了“文化”宽泛而广义的内涵，使它可以涵盖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各种文化符号象征的解读和解释，使新文化史的视野触及到了各个领域，文化史的多样性使得一切皆为文化，让人不得不感叹还有什么不是文化，还有什么领域是文化史所不能涉足的。这种多样性本身是对社会史时代历史碎化和静止化的一种有益的纠正，但在另一个方面，却又使得文化史缺乏了整体性和统一度，并造成了历史的另一种碎化及庸俗化，这就是我们在前文中论及的那些形形色色的关注不同对象和内容，甚至是细枝末节的文化史。

不同于之前的史学潮流，新文化史在一代人手中开始，也在同一代人手中结束。一众新文化史家并不待批评者们来宣告新文化史的终结，而是主动地对它进行了检讨和反思。文化的取向大大开阔了历史学家原本狭隘的眼界，提供了另一个历史研究的维度，但同时文化史家也在和其他领域的历史学家一起努力地寻找一个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平衡点或连接两者的一座桥梁。新文化史终将为未来的史学发展所超越，今天的史家所要做的是尽可能地使新文化史所取得的成果不致丧失，因为文化史同其他相邻学科，如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等一样，共同构成了人类对历史的总体的探知和认识的一部分，所有的这些研究取向都是平等的，并不存在孰优孰劣、孰先孰后和谁决定谁的关系。新文化史的另一位领军人物彼得·伯克本人预测了历史学未来发展的3种可能趋势：一种可能也许是向传统文化史学巨擘布克哈特的回归，这意味着传统文化史的复兴，第二个可能是新文化史的延续，进入到甚至更多的领域；第三种可能是针对社会被结构化约到文化的一种反动，也许会出现一种“社会史的复仇”（彼得·伯克语）。

新文化史究竟是西方史学长河中的重要篇章，抑或只是昙花一现？现在就要做一个明确的结论也许还为时尚早。不论如何，新文化史的40多年已经大大开阔和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和认知方式，不论未来的前景如何，不论新文化史的命运如何，今天的历史学已经较以往有了更大的进步，我们相信，历史学前进的脚步不会就此停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