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孝道立法一直是引人关注的话题。在关于“孝道立法”的严肃谈论中，不少人指出孝道立法的不可行，认为“孝道立法”无法量罚，言之有理。但应回到中华传统孝文化的根上去开释这个观点，唯有如此，才能对“孝道立法”产生理智判断并可期望产生新的看法。

孝道尊严是儒家思想的要义，孔子《论语·为政》是儒家孝论最重要的开示，正是在《为政》中，儒家孝道的深刻性得以揭示。在《为政》中，孔子对于“孝”的开示与其他篇章一样也是因材施教、层层深入。在孟懿子、樊迟等资质较低的学生问“孝”时，子曰“无违”，并进一步解释说，所谓“无违”就是要遵循孝行的外在规范，即对父母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而在对资质较高的学生子游谈“孝”时，却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这里对“孝”的谈论明显转深，对父母“无违”，生养死葬，是否就算尽孝了呢？犬马之属，出于动物本能也有舔犊之情，那么，人跟动物的区别何在呢？孔子说，人之尽孝，要在有“敬”。此处之“敬”，可训为“尽”。敬者，尽也，就是说，人之尽孝不仅仅是出于被动的外在规范，而是要从外到里，无所不尽。内心中要有对父母亲严的真正挚爱，对孝的真正认同，由此出发，生养死葬才有其笃实意义。所以孔子在对另一个学生子夏谈“孝”时，才有这样的感慨：尽孝最难的是什么？在于“色难”，就是要以内心的欢愉来侍奉双亲，因为唯有心中无私，对父母之爱溢于言表才有此等欢愉。孔子说，能做到这个，真难啊！

孝道的根蒂在内心之“敬”，就是老百姓平常说的“孝敬”，由“孝敬”表而出之是为“无违”，老百姓称之为“孝顺”，由“敬”而“顺”、以“顺”表“敬”，这是孔子论孝的深层本意。故此，儒家孝道内涵可分发自内心的“孝敬”与外在规范的“孝顺”两个层次，“孝道立法”的缺陷，其实是论“顺”不论“敬”，注重孝道的外在规范却忽视了对为孝至敬的根蒂之义。

“孝道立法”的意图，是想以现代法律框架来约束人们的孝道行为，却忽视了现代法律文化在根本上与孝道精神是错位的。现代法律体系产生于西方社会契约理论，法律的要义是人们出于自由意志而进行公共缔约。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个体自由偏向于主体意志对外在世界的征服，为解决多数人的自由必将导致社会解体这一事实，法律缔约通过设置可量化的标准来实现对人们自由意志的约制，以此实现法律维护下的社会公正与秩序，而对社会个体内在的自由意志，现代法律体系其实是将之先行设定为不可追问，或者是将之简化为所谓“法律意图”。

“孝道立法”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行孝的可量化标准是什么？孝道出自于人们的孝敬意愿，表而出之是为孝行，故此孝行几乎是不可量化的。《论语》中在谈到孝行的时候，从表面而言有不少地方简直是相互冲突的，比如在《里仁》篇中，一方面孔子认为人可以向父母提意见，“事父母几谏”，另一方面又认为父母教诲应无条件遵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比之当下，给父母洗几次脚算是行孝？一年中回几次家算是有孝心？如此这般的胶柱之论其实非常荒唐；如果“孝道立法”势在必行，孝行量化的简单思维是必须要抛弃的。其次，“孝道立法”如果缺乏必要的调校，将适得其反，使中华传统孝道传承于此断绝。《为政》中孔子说得明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就是说当以外在的规范来约束百姓孝行时，老百姓就会将自己的不孝定义为外在的有罪（或无罪），从而阻碍了对自己不孝行为的自我审判，即所谓“无耻”。衡量孝道，过度依赖外在标准的审判，必将导致人们对自己不孝行为的千般开脱，使现实中的孝道实践胎死孝道聚讼中，发生在不孝者心中的羞耻感也将会以对所谓“法律公正”的信赖而抵消，真正到了这个地步，“孝道立法”的破产还是小事，人们内心中再也没有了对不孝的自我审判，那才是孝道尊严彻底沦丧的开始。

然则，如此说来，孝行是否完全可靠自觉而不需要任何外在督行？其实不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孝道之罚不像现代法律一样罚之于身，而是罚之于心，使其在无可逃遁的内心审判自我矫正，就是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孝道督行的机制在于内心知耻，这是中华孝道文化是现实可行的实践体系而非道德空谈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华孝道由现实实践而邻借于内在超越的关键契机。“耻”是会意字，意为“耳听即止”，是在肯定人人内心都有孝道根苗的前提下，轻言点拨，内心即警，即所谓“响鼓不用重锤”。特别应予以点明的是，孔子的“明耻”论其实建立在一个设定之上，那就是人人内心都是孝道之根苗。但在孔子思想中其实缺乏先验层次，人人内心都有孝道之根苗的正确理解，应是社会个体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长期熏染中，德性内化、礼浸肉身，长期习染而成的内心品格。在当代，正是德性、礼制氛围的整体淡化，才使人们内心缺乏孝道内警之机，敲之空空，扪之无物，所以才有了强化外在规制的“孝道立法”！

道德氛围的整体淡化，是中华孝道失传的真正原因，也是“孝道立法”所以不伦的根由。然而，正是“孝道立法”，在经过适度调校后其实大可成为当代孝道光复的重要契机，在此意义而言，“孝道立法”不可轻率捐弃，而应当严肃、认真地继续讨论下去！

从孝道文化的本质而言，内心之罚的个体明耻才是孝道督行的正途，孝道尊严的知耻之机发生于社会道德范围的浸润，而在当代，社会道德氛围却趋向整体淡化；然而，此处存在一个一直未被重视的洞察：即社会道德氛围日趋淡化却并非失去，确切而言，社会道德的淡化其实是某种屈抑，是其社会影响力在整体影响力框架中的旁置。于孝道文化而言，“孝道立法”“给父母洗脚”等能成为影响巨大的社会热点事件，这本身就说明孝道尊严的社会整体氛围其实仍然强劲，人们内心中的明耻之机仍然醒着，但在当代多种影响力资源的整体竞争中，孝道文化的整体氛围缺少强有力的国家声援，使其能在各种影响力竞争中占据优势。这种声援将来自何处呢？“孝道立法”，在客观上将会产生这样的声援效果。

为中华孝文化营造社会个体浸润其中的社会道德氛围，这应是“孝道立法”的真正定位。“孝道立法”所提供的重要契机，在于将国家法权引入当代孝道评价中，客观上提升了社会氛围对孝道评价的影响力平台，使社会氛围对孝道的评价成为一种主流舆论，“那个人因为不孝顺犯法了”这样的社会评价因此将产生强大的社会威慑力，在此主流舆论和威慑力的氛围浸润中，社会个体在孝行上的自我明耻将愈加豁然，有此个体之明耻，则关于当代孝道践行的一切问题都好办了。从实践层面而言，“孝道立法”对社会舆论的营造，不能够全部依靠权力执行机构，而是要靠法律向下落实，使现代法律公权与民间孝道习惯法相结合，使法律的尊严真正转化为民间道德认同，唯有如此，才能使“孝道立法”的“声援”意义充分发挥。

要之，“孝道立法”应止于声援，罚在明耻，这一尺度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