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岁始，策展人吕澎高蹈地抛出了以“溪山清远”为名的系统性展览与研究方略，并相继在伦敦和旧金山策划了以之命名的中国新艺术展。他宣称“溪山清远”将做为其随后诸多展览计划的共同主题。这个明确的转向和高调的态度，强烈地激发了我的好奇和兴趣。后来又读到了吕澎2004年以“溪山清远”为名的博士论文，始知其上下文因果，来龙去脉，由缘已久。

近几年来，我们吞咽着经济至上主义的恶果，一切经济之外的价值和意义都成为被消费的对象，消贻殆尽，花果飘零。历史潮流浩浩荡荡，资本裹挟着混沌的力量摧枯拉朽势不可挡，艺术文化成为养护经济发动机高速运转不可或缺的润滑油，拿艺术谋皮的游戏也沸沸扬扬，名目繁多应不暇接，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倦怠和疲惫。如同一类厌食病的患者，面对换汤不换药的状况，任如何菜式翻新，却再也提不起兴趣来。中国传统艺术精深造极的话语体系在民国时代成为一个大终结。共产主义浪潮以后，便开始了对精英文化的倒行逆施和总清算，号称要将这些封建四旧“老古董”扔进茅坑里两千年。自此，全心全意为政治宣传服务，成为了党文化领导下的国家文艺路线和总方针。这一过程虽然仅完整持续了短短三十年，却将一脉相承传袭三千年的古典文明消灭的干干净净。

柏杨在其《中国人史纲》中写道：“对中国而言，二十世纪是一个惊涛骇浪的大灾难世纪，自从纪元前二十七世纪、皇帝王朝建立的那一天起；四千六百年来，所发生事情的总和，都没有这一百年来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多、那么重大和那么严重。在本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发生短兵相接的总体对决，结果中国节节失败。中国人疯狂的寻找失败的原因，于是，中国国土，遂成为西方文化的试验场。……八十年代之后，国人对传统文化所以被西方文化击溃，使国土成为痛苦大地的原因，开始检讨。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是中国人蒙羞的世纪，和向人类文明交白卷的世纪。而展望未来二十一世纪的一百年。中国人的脚步，恐怕更为艰难。”诚哉斯言！明清时代，随着大批西洋修道士飘洋渡海来华传教，西洋文化陆续引入中土。着名者如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意大利修道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 ~1610)，他们不光带来了天主教信仰，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最新的科学、地理、天文、几何算学、书籍与绘画。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一百五十余种的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清康雍间，另一位意大利耶稣会修道士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将西洋绘画带入中国宫廷，向皇帝和其他宫廷画家展示了欧洲明暗画法的魅力，他先后受到了康熙、雍正、乾隆皇帝的重用，在中国从事绘画达50余年之久。

就在此一时期，中国文明依旧以其包容与博大的气度接纳和吸收着外来文明的讯息。进入了中国的利玛窦对中国文明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即由知识分子来治理国家，在中国早已被付诸实践。这是一个西方人对当时中国文明的认识和描述。“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错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布景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它室于墙壁，令人凡欲走进，学者能参用一二，亦具醒法，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不入画品。”这是清代宫廷画家邹一桂对于当时日渐传入的西方绘画的看法，从中国画的图像特点出发，分析了西洋透视及光暗原理，他认为中国画不宜全部采用，只能参用其一二，客观中肯，自信从容而有雅量。

凡当权者横加干涉社会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就只能避开时事。清代雍乾间正是这种情况，学者专务注释古典，而无敢于阐注现实。乾嘉间学者，自成学风，清代思潮实在是由他们而得以确立，其考据精神与入手方法都与西方科学研究法一脉相承。嘉道以降，国难四起，西方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尽量输入，清代学术稍经康南海、梁启超、章太炎诸人蜕化，转眼间销声匿迹，后又几被“抛入茅坑二千年”，遂往而不复，至今人多不知国学为何物，清学为何物，悲夫！

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在军事政治处处挨打被动之局面，促使清朝政府推行洋务运动，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面对西方文化，直至甲午前后，中国人对西方政治与文化的态度依旧是务实而审慎的。梁启超、郭嵩焘、张之洞、严复、张骞等一批思想家在立宪改革的政治蓝图下，试图平稳推进社会之实务建设与温和进步。然“革命”倒逼“改良”，极端革命家们选择了摧毁一切体制内改革派的激进道路；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让革命“早产”，敢叫日月换新天。从孙中山领导三民主义革命谋求西式民主政治，直至再往后“共产主义”浪潮摧枯拉朽湮没一切，历史对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展露出它狰狞的一面：彻底的否定，彻底的打倒，所有一切中国无法完成近代化的责任，都被施加在传统文化的头上。祖国山河一片红，古典风物戛然而逝，梦里溪山渐行渐远……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政治环境的逐渐松动，西方哲学思想通过各种渠道涌入中国。中国前卫艺术带着西方现当代学术思想的明显印记狂飙突起。中国文化界掀起一股西方哲学热潮，萨特、加缪、弗洛伊德、波普尔、马尔库塞、德里达……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后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解构主义等方兴未艾，一度波及文学、美术、音乐等诸多领域，影响深远。刚刚从几十年思想禁锢中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饥不择食，贪婪地吸收着一切可以搜罗到的新鲜学说。中国当代文化的全盘西化随着经济领域在制度和速度上的颠覆性扩张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与现状。但是经济和思想领域的开放，并没有带来对本土传统文明的重启，之所以中国当代艺术在大放异彩的同时，常常被诟病为西方国际化艺术形态的翻版，深层原因也正在于此。

我们与传统文化的断裂如此彻底，如此毅然决然，再没有任何反溯寻源的路径。穷究原委，在我看来，发端于辛亥以降我们闯入了一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迷途，我们无比崇尚物质至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政治上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致命颠覆性在于将自然界的生存进化原则推而及之泛化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形态的方方面面，求新求变，不断革命，无休无尽，造成对既往存在和旧事物的全盘抹杀和否定。最终走上文化的彻底反动面，造成“中体”失落已久，“西用”泛滥成灾。加之教育体系的畸变，激进的白话文运动和简化字改革……传统文化遂被灭绝而不复了。在最近三十年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尽管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依旧是铁板一块，但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运动释放了巨大的社会能量，随着国家越来越强大和膨胀，信息的局部开放与共享，个体自由和思想的解放，长期潜藏和被掩盖的问题渐渐浮现出冰山一角。我们饱尝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恶果，在极端功利主义的驱使下，威权专制，腐败滋生，人心崩乱，道德沦丧。易经中说：“乾善用九，周而不殆，天之德也。”经过百年的轮回，历史语境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中国人也从历尽劫波的文明冲突中完成了自我的改造和蜕变，貌似我们已经变成了一种国际主义新物种，对外部环境也炼就了敏锐的感知和适应的能力。所有这一切，走到了极致，只是为了等待一个令人沮丧的答案：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正如本文所追溯与阐述，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即是一部西风东渐的沧桑画卷，我们经历了基督教文明的洗礼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涤荡，却在苦苦追求民主、富强新型共和国家的艰难跋涉中宿命般地走向了一条威权专制的权贵国家主义歧路！中国人，再次陷入悲观和道德虚无的无底深渊。

时间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随着知识分子群体在文化主体上的自觉和自省越来越清晰和明确起来，沉睡已久的古典传统和自身的文明资源重新被唤醒。但是这种迟来的回归却因为湮没已久而变得面目模糊，我们在西风东渐的挣扎和求索中，决绝地改造了自身的机能系统，改造了语言、文字、工具……还有我们支离破碎的视野、世界观、思维和信仰，我们已经彻底丧失了对自身历史重新审视的能力。在这一情境下，“溪山清远”只能说是一种对过往的缅怀和追忆，而并非可令我们再次置身其间的真切图景。但现实也并非完全令人绝望，我总结是：溪山已远，清风徐来。因为溪山真的已经远去，现在的“溪山清远”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古典幻想，但清风是可以从遥远的山谷中吹过来的，即便充盈在高楼大厦之间……但是我们肯定会重新找到那种东西，尽管早已支离破碎、景似消泯，不再是那原初的样子。中国新文化的复兴正在随着主体文明的回归变得更加具体和形象，正如“溪山清远”展览当仁不让的牵强实践一般，更明确的意义可能在于践行如波普尔“证伪”理论所指向的，并不是要实证一种既存的价值体系，而是将错试错，在今日艺术的客体上启示一种隐含着的新的可能性。这一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变化，我也在越来越多艺术家的新近创作和日常生活中得到了鲜活的印证。在我的书桌上，新近躺着的是十余种中国古人的画论和书论，每当夜阑人寂，喧嚣落定，开卷神驰，卧游溪山，澄怀观道，这是最愉悦的时刻，超验了生命的尊严与价值。

2011年9月2日完稿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