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有病》讲讲现代人都受了什么伤

“一本漫画读懂一个时代!”在《大家都有病》的封面写着这样一句话，曾经画过《醋溜子》、《涩女郎》、《绝对小孩》等畅销漫画的朱德庸，这次着新书《大家都有病》，企图给每个在社会中疲于奔命的人来了一次诊断。这本看了让人捧腹的漫画究竟想要表达什么?书中人物的创造者朱德庸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近日，朱德庸在北京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透露了他与《大家都有病》所不为人知的“秘密”。

孩子变成了“绷带人”

2007年朱德庸出版了一本以主人公令人向往的孩童生活为基调的《绝对小孩》，而紧随其后出版的就是看似嬉笑、实则怒骂的《大家都有病》，这两本内容截然相反的书是否又会有着一些联系?朱德庸给出了答案：“画《绝对小孩》的时候我就隐约觉得人已经不快乐了，而这也是《大家都有病》的模糊灵感。 ”

记者：原来你的漫画都有固定人数的主人公，那《大家都有病》中是否也有呢?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因为讲的是一种社会现象，所有人都入戏了，只要我能想出来的各行各业我都画进去了，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主人公，如果一定要找的话，就是有一个串场的绷带人，那其实是象征，表示现代人其实受了很多的伤。

记者：那这个绷带人现实生活中有原型吗?

朱德庸：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从小时候出生就开始贴，比如说为了增加求生存的技能，参加音乐班、绘画班，从小就开始贴，等到进入到社会，也要继续贴，最终就成了绷带人。

记者：那是不是说《绝对小孩》中无忧无虑的小孩，长大后就会变成《大家都有病》的主人公呢?

朱德庸：《绝对小孩》跟《大家都有病》两个作品的连接性非常高，《绝对小孩》也是我2000年开始画的，2000年我已经觉得这个世界并不是我所感受到的那种世界，只不过那个时候我对于《大家都有病》的题材很模糊，也没有想把它画出来，我只是慢慢觉得不太对劲，那时候我的想法是，大家可能再也没有童年了。大概五六年前我才开始画《大家都有病》，从构思到开始出版已经十年了，现在才把《大家都有病》跟《绝对小孩》连接在一起，两者有隐形的线嵌在一起，其实我们不能回到的童年，也就是自我。

记者：这样的一本书与您看到的孩子的成长有关系吗?

朱德庸：十年前我就觉得大家都不快乐，那时用《绝对小孩》来表现，但经过了十年，社会变化很大，人反而陷入了一个陷阱，一开始小孩子在孩子的世界玩，渐渐的大人也开始让孩子玩大人的世界。就连我现在正在上大二的孩子，尽管我对他的教育是放任的，但不知不觉他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不做选择我们就没有幸福

“这是一个只有人教导我们如何成功，却没有人教导我们如何保有自我的世界。 ”在《大家都有病》的自序中，朱德庸毫不掩饰地说，他提倡的是选择“自己”，而不是选择“大家”，只有这样远离多年的幸福才会渐渐靠近。

记者：现在大家都把幸福挂在嘴边，你认为现在人真的得到幸福了吗?

朱德庸：其实在我们小时候是没有人讲幸福的，因为大家不会觉得我一定要追求幸福，因为幸福就是日常生活，那时候每个人家里都有小小的院子，也许破破烂烂，你坐在院子里乘凉，安安静静，没有空气污染，所以以前人在享受那种幸福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那是幸福。但现在人并没有幸福，只有找回自我的生活、价值，脚步放慢才有机会沉淀一些事情，感受到幸福，否则绝无可言。

记者：《大家都有病》中，您用幽默的方式表现，是否暗示的是对社会的一种批判?

朱德庸：可以这么说，只不过用比较幽默的方式，其实亚洲社会是很可怜，从家门出去，就全都是压力，我在台湾一出门就能感受到压力，人口压力、交通压力、工作压力。现在很多人都在讲的效率也是很可笑的，比如说5个小时的事情我花1个半小时完成了，剩下的3个半小时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换回来的却是更多的工作，现在很多事情都是扭曲的，但大家对这种扭曲的事情习以为常，这对我来说就是荒谬。

记者：荒谬在您所有的漫画中都会出现吗?

朱德庸：其实所有的事情我都从荒谬和愤怒两个角度去看，这就是我创作的动力，当出现让人感到荒谬和愤怒的事情时，我就想用漫画表现出来。《大家都有病》也是如此。

记者：您书中谈到选择“自己”，那怎么样才能做到呢?

朱德庸：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建立一个防火墙，适合我的就吸收进来，不适合我的就排除在外。这虽然需要时间，但我觉得年轻一代还是很有希望的，比如说现在的时尚，人们不单单迷信名牌，渐渐的大家可能就会觉得我只买我要的，透过我自己的眼光来看。这就是一种观念的建立，需要每个人都有一个标准，不能用别人的价值观来代替。

“自闭”让我乐在其中

很早之前，朱德庸就承认过自己是一个有自闭症的人，小时候自闭给了他一个并不愉快的童年，自闭也让他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漫画家，在这个过程中，他努力维护自己的“小宇宙”，尽管这一过程艰辛又很少被人理解，可他却在其中自得其乐。

记者：《大家都有病》中每个人都能找到问题的所在吗?

朱德庸：我讲的是一个时代和社会的问题。现在的价值观都是单一的、扭曲的，我曾经和人家开玩笑，中国人只有六个字母，一个是ABC，就是在国外成长的中国人，另外一个就是CEO。而《大家都有病》我只是把病提出来，到底谁有什么病要自己看。

记者：你在自序中，毫不掩饰地说自己有自闭，那生活在自己的“小宇宙”中，感觉如何呢?

朱德庸：保持“小宇宙”很辛苦的，总会有流星闪过，有时候也会撞一个坑，就需要等很久才会恢复，其实我觉得运气好是因为我和我太太可以互相支持。建立自我也是需要花力气的，尤其在东方世界，我28岁时看过一个电影，里面的女主人公就完全照自己的做法来做，她在里面有句台词：“你们要我做的是为别人负责，但我都为别人负责的时候，我怎么为自己负责? ”当时我听懂了，但没有真正懂，我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跌跌撞撞，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她真正在讲那句话的心情。

记者：自闭对你的漫画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朱德庸：我是一个旁观主义者，因为我自闭，所以我更敏感，我就像在一个玻璃球里往外看，我能看到别人，别人却看不到我，我就更能看到他们真实的一面。我不擅长跟人交往，我26岁在台湾成名，却很少去参加聚会和派对，对我来说那就必须辛苦地装模作样。我最喜欢的就是在街上散步，那样我可以看到很多的人，我不用去交流，从每一个人身上都截取一点点，然后一个累积起来的感觉，让我去想上班族怎么了，女士怎么了。一般人的心理都是向外的，别人给他的讯息他是接受不到的，自闭就不同，自闭就像在酒吧的一个角落，什么都看的清清楚楚，这其实是一种自闭的本能，更想知道他身边的很多事情，和这个世界怎么回事。

记者：自闭也是《大家都有病》中的一种病吗?

朱德庸：自闭不是病，就像我在自序里说的，我从来不担心与生俱来的病，它会给你关一扇窗后打开一扇门，后天的病就不一样，不会为你开另一扇门，不会说你得了焦虑症就变成天才。曾经我也因为自闭而自卑过，想在有些场合别人可以讲话讲的很好，我却不行，但慢慢我就发现我有别的长处，其实自闭也是蛮好的。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找一个角落，让自己在其中喘口气，但并不是整天都要窝在里面，而是当躲在里面的时候更有满足感。

缺点让我成为漫画家

提到缺点，朱德庸坦言自己不仅仅自闭，还有着识字困难，一直以来都不知道，直到太太发现后才清楚原来自己识字困难，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在他身上的缺点，却让朱德庸成为一个用漫画来表达自己观点的人。

记者：从小你就认为自己会成为一个漫画家吗?

朱德庸：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我是一个天生的漫画家，我有幽默感，有观察力，还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包括我小时候的缺点，组合起来就成了今天的我，如果我的任何一个缺点拿掉，可能都不会成为漫画家，缺点有时也可以成就一个漫画家。其实我是有识字困难的，比如看到这个字，大脑就会给找到另外一个字，这是无法预期的，以前都没有发现过，直到我太太发现，我跟她说哪个店很好，但是她去却找不到，几次后，她就发现在我这里这个字会变成另外一个字，比如说笔顺我永远都记不住，小时候因为这个总是挨老师的打。后来就去查资料，发现其实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也有识字困难的。

其实世界上很多人不快乐，是因为他们的天赋在整个过程中被打压了，变成了不会跳的兔子，脖子不够长的长颈鹿，不会捕食的狮子，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人要是没有选择，是会增加生存困难的。

记者：《大家都有病》您一共画了1300多幅四格漫画，最后书中只收录了300多张，那剩下的还会考虑出版吗?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讲的内容太多了，一本书放不下，剩下也有可能会出，卖的很好，表示大家都很需要看这个，但我不能保证肯定会出。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想做的事情，想画大画，四格就是一个固定的框，脑海中有很多图像的东西一直没有发挥出来，塞在脑袋中就像图书馆已经塞爆了一样，我自己就希望能够画出来，另外一个是我希望可以把漫画艺术化、提升，现在也没有人在做。让中国人知道现在看到的漫画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漫画其实是可以走向艺术殿堂的。

记者：在《大家都有病》中你的一幅大幅漫画已经卖到了44.8万，是要继续这种大画吗?

朱德庸：对，就是“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个角落”的那幅，单幅拍卖了40多万，我也没有想到，这就说明大家可以接受，漫画艺术化的事情是有的，我以后会向这个方向走。其实那幅漫画是我自己，骑着单车，看着下面的人，我处于一个角落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