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漫画读懂一个时代！”在《大家都有病》的封面写着这样一句话，曾经画过《醋溜子》、《涩女郎》、《绝对小孩》等畅销漫画的朱德庸，这次着新书《大家都有病》，企图给每个在社会中疲于奔命的人来了一次诊断。这本看了让人捧腹的漫画究竟想要表达什么？书中人物的创造者朱德庸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近日，朱德庸在北京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透露了他与《大家都有病》所不为人知的“秘密”。

孩子变成了“绷带人”

2007年朱德庸出版了一本以主人公令人向往的孩童生活为基调的《绝对小孩》，而紧随其后出版的就是看似嬉笑、实则怒骂的《大家都有病》，这两本内容截然相反的书是否又会有着一些联系？朱德庸给出了答案：“画《绝对小孩》的时候我就隐约觉得人已经不快乐了，而这也是《大家都有病》的模糊灵感。 ”

记者：原来你的漫画都有固定人数的主人公，那《大家都有病》中是否也有呢？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因为讲的是一种社会现象，所有人都入戏了，只要我能想出来的各行各业我都画进去了，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主人公，如果一定要找的话，就是有一个串场的绷带人，那其实是象征，表示现代人其实受了很多的伤。

记者：那这个绷带人现实生活中有原型吗？

朱德庸：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从小时候出生就开始贴，比如说为了增加求生存的技能，参加音乐班、绘画班，从小就开始贴，等到进入到社会，也要继续贴，最终就成了绷带人。

记者：那是不是说《绝对小孩》中无忧无虑的小孩，长大后就会变成《大家都有病》的主人公呢？

朱德庸：《绝对小孩》跟《大家都有病》两个作品的连接性非常高，《绝对小孩》也是我2000年开始画的，2000年我已经觉得这个世界并不是我所感受到的那种世界，只不过那个时候我对于《大家都有病》的题材很模糊，也没有想把它画出来，我只是慢慢觉得不太对劲，那时候我的想法是，大家可能再也没有童年了。大概五六年前我才开始画《大家都有病》，从构思到开始出版已经十年了，现在才把《大家都有病》跟《绝对小孩》连接在一起，两者有隐形的线嵌在一起，其实我们不能回到的童年，也就是自我。

记者：这样的一本书与您看到的孩子的成长有关系吗？

朱德庸：十年前我就觉得大家都不快乐，那时用《绝对小孩》来表现，但经过了十年，社会变化很大，人反而陷入了一个陷阱，一开始小孩子在孩子的世界玩，渐渐的大人也开始让孩子玩大人的世界。就连我现在正在上大二的孩子，尽管我对他的教育是放任的，但不知不觉他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不做选择我们就没有幸福

“这是一个只有人教导我们如何成功，却没有人教导我们如何保有自我的世界。 ”在《大家都有病》的自序中，朱德庸毫不掩饰地说，他提倡的是选择“自己”，而不是选择“大家”，只有这样远离多年的幸福才会渐渐靠近。

记者：现在大家都把幸福挂在嘴边，你认为现在人真的得到幸福了吗？

朱德庸：其实在我们小时候是没有人讲幸福的，因为大家不会觉得我一定要追求幸福，因为幸福就是日常生活，那时候每个人家里都有小小的院子，也许破破烂烂，你坐在院子里乘凉，安安静静，没有空气污染，所以以前人在享受那种幸福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那是幸福。但现在人并没有幸福，只有找回自我的生活、价值，脚步放慢才有机会沉淀一些事情，感受到幸福，否则绝无可言。

记者：《大家都有病》中，您用幽默的方式表现，是否暗示的是对社会的一种批判？

朱德庸：可以这么说，只不过用比较幽默的方式，其实亚洲社会是很可怜，从家门出去，就全都是压力，我在台湾一出门就能感受到压力，人口压力、交通压力、工作压力。现在很多人都在讲的效率也是很可笑的，比如说5个小时的事情我花1个半小时完成了，剩下的3个半小时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换回来的却是更多的工作，现在很多事情都是扭曲的，但大家对这种扭曲的事情习以为常，这对我来说就是荒谬。

记者：荒谬在您所有的漫画中都会出现吗？

朱德庸：其实所有的事情我都从荒谬和愤怒两个角度去看，这就是我创作的动力，当出现让人感到荒谬和愤怒的事情时，我就想用漫画表现出来。《大家都有病》也是如此。

记者：您书中谈到选择“自己”，那怎么样才能做到呢？

朱德庸：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建立一个防火墙，适合我的就吸收进来，不适合我的就排除在外。这虽然需要时间，但我觉得年轻一代还是很有希望的，比如说现在的时尚，人们不单单迷信名牌，渐渐的大家可能就会觉得我只买我要的，透过我自己的眼光来看。这就是一种观念的建立，需要每个人都有一个标准，不能用别人的价值观来代替。